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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学说演进与理论启示
单勇
上传时间:20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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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街面犯罪,也称街头犯罪,是指发生在城市街道、车站、公共交通工具、码头、集贸市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违法犯罪,主要包括街面抢劫、抢夺、盗窃、街面诈骗以及色情或麻醉敲诈等各种犯罪。”{1}有学者将其简化为,“街面犯罪一般系指发生在城镇街道、广场等露天公共场所的犯罪”。{2}实际上,街面犯罪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刑法学分类,而主要是从犯罪地理学或环境犯罪学的角度,基于犯罪防控需要所划分的犯罪类型;街面犯罪大致包括了在城镇街道、路段及其沿线房屋等空间环境内发生的各种常见侵财、暴力等犯罪。
  在我国,侵财、暴力等街面犯罪的数量长期占全国年案件总数的2/3以上。“2004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470多万起刑事案件中,80%发生在街面。”{3}2005年,广州治安的主要问题是街面的“两抢一盗”问题,街面犯罪占了所有犯罪的70%以上。{4}基于庞大的犯罪数量,街面犯罪构成了城市犯罪的主要组成部分。从牵涉罪名上看,街面犯罪广泛涉及盗窃、抢劫、抢夺、诈骗、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常见多发罪名。从犯罪主体上看,街面犯罪案件多为外来流动人口实施,且具有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的组织色彩。从社会危害上看,街面犯罪的社会危害面大、波及人群广且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大局;街面犯罪既有一般性的侵财、暴力案件,也有诸如周克华街头抢劫杀人案、福建南平校园惨案等大要案。可见,无论从数量还是影响上看,暴力、侵财等街面犯罪均是世界各国政府关注和治理的焦点。
  街面犯罪刑事政策及防控对策的制定和执行有赖于对犯罪原因的系统掌控。以往关于街面犯罪原因的研讨,多从犯罪高危人群的视角,关注外来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社会一般原因和个体心理因素;但却相对忽视了城市特定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发生和分布的影响。
  根据犯罪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街面犯罪在城市空间环境的分布并非是随机的,而是在某些空间环境呈现出明显的犯罪聚集态势。“1989年,Sherman、Gartin、Buerger等人分析了明尼苏达州某市报警信息中的街道地址,发现该地3.5%街道上拨出了全市50%的报警电话,并由此开拓了‘地点犯罪学’这一全新研究领域。”{5}“2004年,Weis- burd.Bushway.lum等人考察了1989—2002年美国西雅图市街面犯罪情况,他们发现在14年间50%的案件只发生在4.5%的路段上。”{6}在国内,受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环境剧烈变迁的影响,城市面积不断扩展、流动人口持续涌入,城市与农村的边际空间和边缘地带日趋扩大,城乡结合部及城中村等城市空间环境内流动人口聚居、人口流动性强、人口密度大、社区凝聚力低、邻里关系淡漠、失业闲散人员多、建筑规划混乱、充斥各类出租屋和农民房、环境设计不科学、道路复杂、照明条件不佳、监控等技术预防手段有限、犯罪防控和社会控制能力不足。这些因素导致街面犯罪在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城区商业区等空间环境呈聚集态势。{7}此外,罪犯实施街面犯罪也并非完全是偶然之举和随意而为的,罪犯作案出行距离、感知作案环境与选择犯罪目标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空间环境的影响。
  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发生、空间分布、规模及防控策略的影响,不仅吸引了犯罪学、地理学、城市规划、计算机、经济学等多个专业背景的众多学者广泛关注与深入研讨,而且为应对该种影响而出现的犯罪空间防控模式亦成为犯罪防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策略。“所谓犯罪的空间防控,是指在客观认识犯罪基本要素的空间行为特征和理清空间环境因素对犯罪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犯罪综合防控体系,科学营造良好的空间环境,强化地域单元的科学管理,最大限度的消除犯罪基础、防范犯罪发生、抑制犯罪发展和减轻犯罪危害。”{8}实际上,犯罪空间防控的孕育、确立、嬗变与发展牵涉到犯罪地理学、环境犯罪学、犯罪生态学、犯罪社会学等多个分支学科上百年的学术整理与实证考量,相关研究内容庞杂,研究方法丰富,理论流派繁多,学术观点林立,代表人物众多,应用方案多样,并形成了犯罪制图理论、社会解组理论、日常活动理论、防卫空间学说、破窗理论、情境犯罪预防学说、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学说、犯罪热点理论、城市犯罪空间等犯罪学经典理论。
  因此,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和发散状、开放式的知识谱系,为保障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应用与改进,为科学借鉴国外较为成熟的空间防控经验,有必要系统体察本领域的理论框架全貌和学术更迭全景,梳理各理论流派与学说观点的演进、传承、对立、互促及整合过程,把握相关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应用方案、操作技巧,理解我国街面犯罪和城市空间环境所具有的特殊性。对该领域国内外相关学说演进的解读与理论启示的剖析,构成了进一步开展犯罪地理实证分析与探索街面犯罪防控对策的理论基础。
  二、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国外学说演进
  (一)发端:基于早期犯罪地理学的犯罪空间特征体察
  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研究最初发端于犯罪地理学对犯罪空间分布特征的体察,犯罪与空间环境、城市结构、气候、时间、地形的关系获得初步研讨,罪犯行为特征受到关注,“犯罪地理学”的提法开始出现和传播。
  1.犯罪制图学派
  街面犯罪的空间分布与防控研究起步于犯罪空间地理特征分析,起源于欧洲19世纪30年代后的犯罪制图学派,该学派使用地图描述犯罪的空间分布差异,关注气候、人口密度、经济收入、城市化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对城市犯罪差异分布的影响,从而有力促进了犯罪学研究的实证转向与科学转型。1835年,比利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 Quetelet在《论人及其才能的发展——社会物理学的尝试》一书中,制作了犯罪案件的分布图,显示出法国南部与北部犯罪分布的差异性,分析了气候、年龄、性别、季节等因素对犯罪行为的影响,提出“社会环境制造犯罪、犯罪人只是社会环境制造犯罪的工具”等论断;并依托气候与犯罪的关系,提出“犯罪的热定律”{9}等观点。
  1849年,学者Fletcher对英国的犯罪数据进行了制图分析,提出富裕地区因财富集中而给潜在罪犯提供了更多的犯罪机会,故该区域的犯罪率一般较高。1862年,May- Hew在对比英格兰、威尔士人口密度与犯罪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城市工业集聚地区往往相对于农村具有较高的犯罪率;Mayhew还对伦敦各区的犯罪空间分布做了统计分析,他发现在伦敦7个警察辖区内,有2个辖区集中全部犯罪人总数的2/3。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学者对城市犯罪空间研究的深入,“犯罪区”的概念与“犯罪地理学”的提法开始在欧洲各国传播。{10}
  1934年,美国著名犯罪学家Sutherland在《犯罪学原理》一书中研讨了地理环境与犯罪发生的相关性,他认为作为犯罪人社会生活前提的多种自然条件、生活和工作环境、犯罪发生场所、人际交往、经济条件均构成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11}
  2.犯罪地形说
  该学说认为犯罪行为、数量及类型与宏观地形、微观地貌存在着紧密关系,并将犯罪发生地点的社会结构背景纳入研究范围。犯罪学启蒙思想家和奠基人Lombroso在《犯罪人论》一书中立足宏观地形,研讨了法国的平原、丘陵区域和山岭区域对犯罪数量、犯罪类型的影响。{12}芝加哥学派的代表学者Park在《城市社区》与学者Whyte在《街角社会》等著作中基于微观地貌,分析了犯罪发生的住宅、商业中心、学校、医院等环境特征。{13}
  3.犯罪时间聚集说
  该理论认为季节、月份、时日与犯罪存在着相互关系,在不同时间,犯罪的数量、类型、特征存在差异,并发现了性犯罪、侵财犯罪、暴力犯罪的高发季节、月份及具体时间特征。其中,代表人物包括法国统计学家Gueiry、意大利犯罪学家Lombroso、美国星象学家Duwine、美国地理学家Harris等学者。近十余年来,犯罪时间聚集分析借助数学统计、均值分析、回归分析等新型工具,获得了更为深入的研讨。Sherman、Weisburd等学者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城研究发现,犯罪在下午7点至凌晨3点之间较为集中{14};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对犯罪时间的统计分析发现,盗窃和抢劫等犯罪在晚上22点左右高发{15};2003年,美国学者Gorr等人在为警务部门开发犯罪预测预警系统中提出了基于GIS技术的时间序列模型,该模型能够对一个月以后的犯罪数量进行预测,平均相对误差控制在20%以内。{16}
  4.犯罪行为特征论
  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行为革命”及行为地理学的形成,犯罪行为的形成与空间分布规律获得深入研究。I960年,美国学者Abrahamsen用行为地理学分析犯罪特征,建立了犯罪行为模式;1972年,美国行为地理学家Walmsley在《行为地理学导论》中对犯罪行为的发生机制做了系统研究;1978年,英国犯罪心理学家Blackburn从心理学、行为科学和地理学出发,跨学科研讨了犯罪行为的特征与发生规律。{17}
  在犯罪行为特征研究中,罪犯作案出行规律的实证分析颇具特色和实用性。犯罪出行活动的重要规律为:犯罪出行活动基本上局限于犯罪行为人日常活动空间范围之内。由此,派生出的犯罪行为“就地性”和“空间距离衰减性”获得多次证实和深入研讨。所谓“就地性”,是指犯罪人往往倾向于在居住地附近作案;所谓“空间距离衰减性”,是指距离犯罪人居住地越远,犯罪人(惯犯除外)实施犯罪的主观意愿就越弱。同时,罪犯出行距离与犯罪类型存在相关性。20世纪80年代,学者Haring根据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指出,美国的毒品案件罪犯的平均作案出行距离为2.17英里,轻微盗窃案件为1.83英里,夜盗案件为0.77英里,破坏案件为0.62英里。{18}
  此外,罪犯出行距离也与行为人类型存在紧密关联。“犯罪出行距离的远近会因犯罪行为人的年龄、性别、种族、收入等因素的差异而不同。一般来说,成年人的犯罪出行距离比未成年人的犯罪出行距离远;男性的犯罪出行距离比女性的犯罪出行距离远;白人的犯罪出行距离比黑人的犯罪出行距离远。”{19}
  5.早期犯罪地理学的研究简评
  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研究发端于犯罪地理学并非是偶然的,早期犯罪地理学的犯罪制图、密度分析、轨迹分析等研究模式能够鲜明地展示出犯罪分布与聚集的客观情况。犯罪制图学派立足于大量的实证数据,将制图分析和统计分析集成运用,这开创了犯罪地理学研究的先河。时至今日,犯罪地理学仍然遵循着该种研究模式,只不过是在分析工具和数据采集上获得更新和升级。犯罪地形说尝试从宏观地形和微观地貌角度分析犯罪空间分布颇具特色,尤其是能够潜入微观层面把握到城市微观地貌对犯罪的影响;这既是对犯罪制图学派的完善,也使犯罪地理学研究更具说服力。同时,由于时间与空间因素一道构成犯罪发生不可或缺的条件,犯罪时间聚集说通过体察犯罪高发时段,将街面犯罪的高发区与高发时间有机联系起来,并成为犯罪地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随着犯罪行为交叉研究的深入,罪犯作案出行距离的分析不仅开拓了犯罪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还为犯罪防控提供了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兼备的应对方案。
  此外,因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对犯罪地理信息的实证分析与制图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的集成应用,犯罪地理学在早期发端阶段即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启示意义,并为后来的犯罪生态学、环境犯罪学和当代犯罪地理学奠定了较好的研究基础。
  (二)推进:基于犯罪生态学的犯罪空间分布规律解读
  随着早期犯罪地理学对城市街面犯罪空间特征的体察,包括芝加哥学派在内一批重量级的犯罪学家开始关注城市中影响街面犯罪空间分布的内在规律和环境因素。城市生态环境因素对犯罪空间分布的影响成为研讨主题,围绕该主题的成果一般被纳入到犯罪生态学(也称犯罪区位学)的学术范畴和理论架构中。
  1.社会解组理论:犯罪空间分布的中观解读
  社会解组理论以社会生态环境为基础,关注由邻里特征、社区环境等生态因素导致的社会解组对犯罪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理论”和针对少年犯罪的“芝加哥区域计划”,在社区等中观层面研讨人口、就业、收入、家庭结构、社会关系、城市化等因素对犯罪的影响。
  该理论以芝加哥学派创始人Park、Burgess关于邻里特征、社区环境与犯罪的相关性分析为基础。有别于犯罪地理学研究,Park在著作《城市社区》中,将城市空间不仅视为一种地理现象,更看做由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社会有机体,城市社区存在一种类似于生态学意义的居民流动的“侵入、统治、接替”过程;为描述城市发展中的上述过程,Burgess提出了同心圆理论(见下图)。借助同心圆区位模型,Burgess将城市由内而外分为五个同心圆区域,即城市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工人住宅区、中产阶级住宅区、通勤区;其中,过渡区具有较高的犯罪率。
  (图略)
  图1城市区域图
  Shaw和Mckay在研究芝加哥市青少年犯罪过程中印证了同心圆理论。他们发现,中心商业区以及毗邻商业区相对落败的过渡区域犯罪率最高,该区域废弃建筑较多、物理环境恶劣,人口流动较大且多为移民居住,犯罪率随着距离城市中心越远而逐渐降低。他们对这些犯罪聚集区块进行空间定位,并划定出若干的“少年犯罪区”。他们提出‘少年犯罪区’中居民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强的种族隔离及居民流动性能够降低该社区社会控制能力,瓦解社区凝聚力,最终造成社会解组。”{20}基于犯罪生态学的研究,Shaw等人在少年犯罪区发起了著名的“芝加哥区域计划”,以改变犯罪高发环境,降低犯罪率。该计划对西方国家犯罪预防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Herbert沿着定位犯罪区的思路,提出了由3项生态因素和14个生态因子组成的犯罪生态环境体系(见下图),并验证了“街坊”对犯罪区形成的影响机制。不同的街坊孕育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也形成了不同的犯罪亚文化。{21}1989年,Sampson和Groves从社区层面验证了社会解组理论,并发现特定空间环境中的人口、就业、社会关系、邻里特征等因素均与社会解组存在紧密关联。
  (图略)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基于英国犯罪数据的实证研究,Sampson和Grover证明了社会解组理论对于非美国社会环境的普遍适用性。他们首次对“社会解组”进行了明确界定。“社会解组是社区的结构缺乏实现所在居民的共同价值和维持有效的社会控制能力的状态。这类社区的人际网络稀疏、少年群体缺乏必要的管教、居民很少参加社区活动。社会解组构成了社区结构因素与犯罪间的重要中介变量。”{22}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解组理论再次获得重要发展。Sampson、Earls在1997年突破性的提出了“集体效能”范畴,运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将贫困率、失业率等变量综合成“集中弱势”,以此研究社区层面诸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23}社会解组理论是一种对犯罪发生及犯罪区形成的中观层面解释,但对犯罪发生的微观条件关注不足;而日常活动理论则有力弥补了这一局限。
  2.日常活动理论:犯罪空间分布的微观分析
  日常活动理论由Cohen、Felson在1979年提出,该理论的产生源自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二十年间犯罪率变化的反思。根据之前的犯罪学通说,社会经济条件改善往往能够带来犯罪率的下降,但在这一期间美国社会在福利普遍提升的同时,犯罪率也不断升高。Cohen、Felson认为,这种现象应归结于人们日常活动的变化,“犯罪机会的增多在于人们日常活动所导致的‘合适的目标’‘犯罪防范缺失’及‘潜在犯罪者’三种条件的时空汇聚”。{24}
  “合适的目标”包括人、标的物及地点,犯罪目标的特性包括价值、物理特性、显著性、易接近性;上述特性构成了犯罪目标对犯罪的适合性。“犯罪防范缺失”是指缺乏能够威慑潜在犯罪人的监控者,如警察、保安人员、参与邻里守望的社区居民等。“潜在犯罪者”则指具有作案动机的犯罪人。{25}1989年,Sherman等人从承载日常活动的载体角度出发,提出“微观空间层次”概念,旨在凸显犯罪事件存在着地点聚合的特性,犯罪聚集地点(也称犯罪热点)构成该理论最适合的研究单元。{26}能够同时具备上述三种犯罪条件的地点,往往构成了犯罪聚集的地点。
  可以说,相对于社会解组理论关注犯罪聚集的中观因素;日常活动理论则更为注重犯罪发生微观条件对犯罪机会的影响。
  3.犯罪目标区位论:犯罪空间聚集的分析模型
  该理论认为犯罪高发地点所具有的某些特定因素构成了吸引罪犯的目标,对特定因素的解释有“边界带假说”(Brantingham,1975)、“变化性假说”(Winchester,1978)、“局部控制假说”(Herbert,1982)三种模型(参见下图)。{27}
  1975年,布兰定汉姆夫妇(Brantingham)提出了“边界带假说”,他们认为,在差异性较强的街坊和社区之间的边界地带容易成为犯罪的目标区域。很多犯罪人将自己居住社区的边缘地带视为最优作案空间,因为他们熟悉那里的空间环境,作案后也容易顺利逃脱。1978年,温彻斯特(Winchester)提出了“变化性假说”,他指出,在城市过渡区的街区环境中,如果居民成分有较大差异、人口组成的异质性较强和流动性较大、土地利用方式多样,则往往具有较高的犯罪率;而均质且稳固的社区环境中犯罪率则较低。1982年,Herbert提出了“局部控制假说”以包容其他理论假说。他认为,作为最基本的局部控制系统,街区的空间控制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犯罪率的高低;安全设计不佳的街区,因视野狭窄、出入通道多,不易监控陌生人,故空间控制能力弱,犯罪的冒险程度低;街区内居民的邻里关系松散、凝聚力不强,则社会控制能力弱,犯罪机会多;各个局部控制系统之间的地带构成了社会控制的薄弱部位和控制盲区。
  总之,犯罪目标区位论深入发展了社会解组理论和日常活动理论,进一步确立了街区或街坊等地理单位在犯罪区位学中的研究价值,为今后的研讨提供了适宜的研究对象。
  (图略)
  表1犯罪目标区位假说图
  4.犯罪生态学的研究简评
  与早期犯罪地理学有别,犯罪生态学更为关注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空间分布的影响,尤其是社会解组理论成功地将街面犯罪的研究视角从犯罪人自身转移到空间环境特征上来。芝加哥学派的犯罪区位分析尽管最初在芝加哥市进行,随后迅速在美国费城、西雅图等二十多个城市获得印证和推广,围绕城市中心区的过渡区是城市犯罪高发区已成为犯罪学研究的通识。相对于社会解组理论的中观研究,日常活动理论更为侧重对犯罪条件的微观环境考察,并引发了被害预防的系列改进。犯罪目标区位论则为犯罪的微观环境考察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模型,将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空间环境因素有机融合,并为犯罪热点的探测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说,犯罪生态学为探索犯罪空间分布规律提供了有益的解释模型,将研究视角逐步引入微观和具体,并在犯罪防控实践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三)跨越:基于环境犯罪学的犯罪空间防控探索
  相对于犯罪地理学、犯罪生态学,环境犯罪学更为注重通过环境规划、建筑设计、社区参与等方式减少犯罪机会、消除罪前情境,建筑设计和环境规划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被引入和应用;环境犯罪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防卫空间、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破窗理论及情境犯罪预防等理论中。
  1.防卫空间论
  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历经剧烈的城市化扩张,城市衰败和失序引发了大量的街面犯罪。与此同时,美国理论界涌现出一波以改善城市规划和空间环境设计的方式应对犯罪的思潮。
  1961年,美国(而后移民加拿大)著名作家Jacobs出版了城市建设的恒久经典之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该书对美国传统城市规划的郊区化和垂直化倾向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对城市空间应明确划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建议,房屋和建筑设计应保障居民对街道的大面积监视,街道应处于连续使用状态下以增强邻里守望的绩效,在不同社区的交界真空地带加强社会控制等环境犯罪学启蒙思想。{28}1972年,美国建筑学家Newman出版了《防卫空间:通过城市规划预防犯罪》一书,依托“可防卫空间”范畴,具体分析了领属性、监控、景象、周边环境、出入控制、目标强化、活动支持等环境要素对犯罪防控的作用,提出了一种“通过建筑设计减少犯罪机会和预防犯罪、以可防卫空间重构城市居住环境”{29}的主张。
  Newman对上述7项环境要素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领属性”是指明确建筑、土地的边界和归属,划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强化居民对住宅领地的控制能力,给潜在罪犯以明显的心理暗示和压力;“监控”包括闭路电视监视和自然监视,应合理设计房屋窗户的位置和大小,保障居民拥有较好的监控视野,以便观察陌生人的活动;“景象”是指尝试建立一个不为犯罪所侵害并与周边环境密切接触的邻里社区,改变公共住房社区的环境;“周边环境”是指将社区置于高度监控、低犯罪率的区域{30};“出入控制”是指优化设计社区的出入通道,减少非本社区居民在社区内的穿行机会,降低罪犯作案后的逃脱机会;“目标强化”是指对特定目标加强其保护措施,如建设围墙、加高围墙、布置铁丝网、加装防护栏等是常见的目标强化手段;“活动支持”是指人为增加该地区的人员活动来实现对犯罪预防的支持。
  “Newman的理论获得了美国执法援助局的认可,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威斯丁豪斯计划便是这一学说的实践应用。该理论从犯罪治理的学术发展上来看是一大创建,但其缺点在于Newman的大部分讨论是围绕硬件设施进行的,如:楼板材料、防火门、窗户材料、门H和护栏、内部照明、外部照明、闭路电视、电子安全设备、内部对讲系统、警卫,以及其他巩固目标的手段。这对于环境——行为模式而言并非是特别具有想象力的举措,但它却代表了当时犯罪预防的主流思想。”{31}
  2..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CPTED)
  1971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Jeffery出版了《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esign)一书,该书首次提出了CPTED范畴,基于设计一种不利于犯罪发生的环境的思路,系统阐释了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原理。“值得一提的是防卫空间理论创始人Newman也是该校教授,并且在二人的著作相继出版之前,并没有就各自的研究进行过交流;尽管没有交流,二位学者的著作标题却极为相似。”{32}
  Jeffery则认为“行为是习得”,而犯罪行为是在有利于学习犯罪的环境中习得的。如果环境中充斥着产生犯罪行为的刺激因素,那么该环境便有利于人们学习犯罪行为,该环境中就会产生大量犯罪,这些犯罪又反过来刺激人们学习犯罪行为。因此必须对那些具有强烈犯罪性并存在大量犯罪的环境进行改造,通过环境规划减少环境中易导致犯罪的刺激因素,减少犯罪行为。{33}
  在影响犯罪的环境要素上,与防卫空间理论相似,CPTED理论也包括领属性、监控、景象、出入控制、目标强化、活动支持等要素。(请参见CPTED示意图)
  (图略)
  图2
  受CPTED理论的影响,1981年,作为Jeffery的学生,加拿大学者Bmntingham夫妇出版了《环境犯罪学》一书,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环境犯罪学”的范畴。美国联邦司法部专门成立了“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课题组。1996年,75名来自相关行业的建筑师、规划师、警察在加拿大召开了第一届CPTED大会,并成立了国际CPTED协会,此后每年召开年会并延续至今。CPTED协会认为恰当的环境设计和对空间的有效使用可以减少犯罪。
  CPTED理论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发展,包括运用风险评估、经济学、统计学图示等方法,对犯罪现象进行技术分析,借助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对街面犯罪聚集的空间分布进行考察。此外,该理论还提倡积极的社区参与,强调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犯罪的空间防控。{34}
  3.破窗理论
  1982年,美国学者Wilson与Kelling以论文《警察与社区安全:破窗》揭示了街面犯罪与某些具有诱发性的外部环境的相关性,分析了社区的衰败与失序导致犯罪增多的机理。{35}
  该学说提出并验证了如下理论假设无序与犯罪之间存在相关性,大量的、集中的和被忽视的无序更容易引发犯罪,警察通过实施规则性干预可以有效预防和减少区域性无序,警察与社区应当建立合作关系,强化社区的自我控制力等。”{36}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Kelling作为纽约警署的政策顾问,亲自参与了纽约市地铁和社会混乱状况的整治。根据破窗理论,纽约市政府和警察署创造性地实施“秩序维护警务”“计算机犯罪统计信息系统”和“新生活项目”,用于整治当时纽约市恶劣的治安环境。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从1993—1999年,纽约市的谋杀罪发生率下降了40%,抢劫罪发生率下降了30%,入室盗窃罪发生率下降了25%。受纽约市的影响,美国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借鉴破窗理论来改革当地警务制度。由此,美国逐步确立了兼具社区导向、问题导向和法治导向的警务模式。{37}
  4.情境犯罪预防学说
  情境犯罪预防学说最早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内务部调查局开展的青少年犯罪与成长环境关系调查,该理论关注到犯罪发生与特定罪前情境的关联,主张把消除产生犯罪机会的情境作为犯罪预防的重点。
  1992年,Clarke在《情境预防犯罪:成功的案例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情境犯罪预防的三条途径。2003年,Clarke和Cornish共同提出了情境预防的五大类25项措施(参见下表)。{38}
  (图略)
  图3
  随着情境预防实践的发展,欧美各国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应用体系亦不断完善,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自从英国政府全面推行情境预防政策后,1992—1995年英国的犯罪率出现了平稳下降趋势。英国莱斯特市为发生过入室盗窃的家庭免费安装防盗锁,结果安装防盗锁的家庭再次被盗率降到了1/20。{39}
  该理论对我国犯罪防控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有学者评论道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对犯罪原因的理解,实现了从背景变量到前景变量的转变,将会成为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的有力补充,并与我国刑事政策的传统思路存在内在吻合。”{40}
  5.环境犯罪学的研究简评
  相对于早期犯罪地理学和犯罪生态学,环境犯罪学更为突出通过环境设计和建筑规划等方式实现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思路。这种独特的思路是出于应对欧美国家城市化变迁所引发的各种混乱和失范的学术关照,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的跨学科知识、理念、方法由此引入犯罪防控研究,CPTED、破窗等一系列犯罪学经典理论由此确立,以情境预防为代表的空间防控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应用。同时,环境犯罪学也遭到不少学术批判。这方面的学术反思包括一味强调改善环境会掩盖犯罪的根本原因——社会原因;环境设计不可能对所有的犯罪主体、受体和载体都有效果;环境设计导致居民的生活自由受到限制等。”{41}
  应该说,上述学术反思对环境犯罪学忽视社会原因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单纯凭借环境设计和建筑规划的防控模式的确具有局限;随着环境犯罪学的发展,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环境设计与社区参与的有机结合。而上述学术反思显然对环境犯罪学的适用范围和理论功效期待过高,环境犯罪学在对象上仅适用于街面犯罪的防控,并非适用于其他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在防控对策上以环境设计为主,也并非完全忽视社会防控措施的应用;在方法上相关环境设计方案也非常注重以详细的实证数据为基础。
  可以说,环境犯罪学是以早期犯罪地理学的街面犯罪空间特征研究为基础的,较好地吸纳了犯罪生态学关于犯罪分布规律的研究成果;这种基于环境设计的犯罪空间防控理论具有丰富的应用经验和较强的实用性、可操作性,尤其是为处于城镇化变迁进程中的我国街面犯罪防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应用方案。
  (四)提升:基于当代犯罪地理学的空间防控研究
  随着个人电脑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普及,犯罪数据信息的获取、挖掘、管理、共享更为便利,犯罪地图制作更迅速、精确和高效。伴随GIS技术的不断成熟,经验归纳、统计分析、环境设计、建筑规划、社会分析等传统方法得到进一步集成运用,基于GIS技术的犯罪聚集地点分析、聚类分析、近邻分析、罪犯作案出现距离分析获得广泛应用。“GIS的高度资料整合能力,提供了人文社会科学整合的基础。”{42}
  GIS技术的应用使相关犯罪地理信息日益详实多样、犯罪空间分析得以从社区层面深入到相对微小地理单位(路段、地点)、学科融合和方法交叉趋势更为明显、犯罪制图日趋专门化和具体化、犯罪影响因子研究不断深入。学者大卫?威斯勃德等人就借助GIS技术在美国西雅图市开展了长达十六年(1989—2004)的街面犯罪聚集规律研究,该系列研究成为了犯罪地理学的理论典范。在GIS技术支撑下,当代犯罪地理学应运而生,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理论获得飞速发展。
  1.犯罪防控理论转向:从罪犯到地点
  传统犯罪学研究解读犯罪的重点在于罪犯和罪犯的行为,素来重视对罪犯或潜在罪犯的犯罪能力的剥夺,预防犯罪的重点则在于对犯罪高危群体的管控。随着早期犯罪地理学、犯罪生态学及环境犯罪学对街面犯罪空间环境、空间分布特征的关注,随着 GIS技术在街面犯罪聚集规律分析中的应用,传统“以罪犯为中心”的犯罪预防模式逐渐遭到当代犯罪地理学的质疑。具体来说,“从罪犯到地点”的理论转向主要受到如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受犯罪生态学与环境犯罪学等研究的启发。
  当代犯罪地理学受犯罪生态学和环境犯罪学的启发,根植于犯罪聚集地点,将研究重心由罪犯动机向犯罪地点转变。“1979年内,美国学者Cohen和Felson在日常活动理论中提出一个相当激进的观点:即便没有罪犯个体作案动机的影响下,犯罪也会发生变化;犯罪环境构成了犯罪防控的重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学者Clarke 等人在情境犯罪预防理论中以犯罪环境为中心,首先关注犯罪为什么会在特定环境下发生,而非人们为什么犯罪。”{43}
  第二,当代犯罪地理学实证研究的支撑。
  当代犯罪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大卫?威斯勃德教授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传统犯罪预防措施遭受失败;我们将很难确定未来谁将会成为重罪案犯,或者预言罪犯可能实施犯罪的时间和手法;2008年威斯勃德在犯罪学理论定量测试解释能力的研究中,也证明这一状况在过去二十年几乎没有得到改进。传统的犯罪学基础研究既无法提供一个清晰的方案或挑选合适实施犯罪预防干预的个人,也不能提升犯罪预防的有效性。{44}2008年,Weisburd发现每年西雅图市50%的犯罪案件发生在全市25000多个路段中的1500个路段上;同时,每年西雅图市50%的犯罪案件则由6108个罪犯所为。{45}显然,犯罪防控的重心置于少数特定犯罪热点路段和街面要比置于数量较多、背景各异、不断流动的罪犯更为有效。
  第三,以“潜在犯罪人”为中心的犯罪防控模式易导致合法性、合理性的争议与困境。
  2011年,某地警方为保障“大运会”的有序召开,开展了“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警方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46}清出主城区。这种做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治安高危人员”也就是传统犯罪防控模式关注的“潜在罪犯”。不可否认警方的做法对于大运会安保的意义;但这种犯罪防控模式毕竟有违宪法精神和法治原则,涉嫌以有罪推定的思维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缺乏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地方警察部门是无权将公民划分为“潜在犯罪人”和守法公民的。因此,这种防控模式似乎具有体制性防卫过当之嫌。
  第四,地理信息系统的发达为犯罪环境探测和犯罪制图提供了新颖的分析工具。
  “地理信息系统(GIS)是获取、存储、检索、分析和显示空间数据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该系统中的空间数据包括地图、遥感和统计数据,这些数据的共同特点是能确定地理位置。”{47}自从1962年,加拿大学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加拿大地理信息系统”以来,GIS技术几乎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就开始应用GIS技术对犯罪聚集地点进行分析,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桌面GIS软件的出现极大促进了地理信息系统在犯罪空间防控方面的应用。1997年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设立了犯罪制图研究中心,进而支持研究、评价、开发、推广GIS技术在执法机构的应用,GIS应用获得了制度化的保障。从1997年开始,美国每年都会就“公共安全制图与分析”主题举办年会,交流犯罪制图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英国也举办过类似年会。目前,美国约有70%超过100人的警察局和40%不足100人的警察局依靠GIS分析系统实施犯罪的空间防控。{48}
  因此,在上述诸多因素的推动下,犯罪地理学关于犯罪防控“从罪犯到地点”的理论转向势在必行;基于地点的犯罪防控也离不开以犯罪制图等技术为基础的犯罪热点探测与分析。
  2.犯罪制图技术精进
  街面犯罪在城市特定空间内的聚集性及聚集的稳定性被犯罪制图等技术多次证实。关于犯罪热点的探测与分析技术,从宏观类型上看,主要包括地理信息技术、空间句法技术及城市设计和规划技术。从微观应用上看,地理信息系统内的犯罪制图技术应用最广泛、操作方案也最成熟。
  作为描述空间事物的工具,地图在犯罪地理区位的展示、分析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犯罪制图是以空间地理信息为参照,操作与处理犯罪数据,以可视化形式显示、输出对特定用户有用的信息的过程,是一种有效的情报分析和侦查工具。”{49}“运用‘犯罪地图’就是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并采用多种犯罪分析技术,来研究犯罪活动所蕴含的空间信息,以此为基础采取对应警务措施的过程。”{50}Eck等学者以如下两个图表列举出关于犯罪热点的制图理论、制图方法及犯罪应对等内容{51}:
  表1犯罪热点的聚集、证据、理论和原因一览表
┌─────┬────────┬─────┬─────┬──────┬──────┐
│聚集   │地图模式    │几何维度 │理论   │原因    │例子    │
├─────┼────────┼─────┼─────┼──────┼──────┤
│地点(在特 │点聚集;一些地点│零维;聚集│日常行为理│在地点的行为│酒吧打架,便│
│定的地址、│有很多犯罪,而一│在一个点上│论;地点管│管理    │利商店盗窃,│
│角度、或其│些地点几乎没有犯│     │理理论  │      │ ATM机抢劫,│
│他地点)  │罪。重复犯罪的地│     │     │      │毒品交易位置│
│     │点经常是聚集的。│     │     │      │      │
└─────┴────────┴─────┴─────┴──────┴──────┘

  
  (续表)
┌─────┬────────┬─────┬─────┬───────┬──────┐
│聚集   │地图模式    │几何维度 │理论   │原因     │例子    │
├─────┼────────┼─────┼─────┼───────┼──────┤
│受害者  │经常与重复犯罪地│零维、一维│日常行为理│受害者对日常行│家庭暴力  │
│     │点相混淆。如果受│、或二维。│论;生活方│为和生活方式的│      │
│     │害者聚集在地点、│聚集在点、│式    │选择     │      │
│     │街道或地区层面,│线或面上 │     │       │      │
│     │则可以描绘在地图│     │     │       │      │
│     │上。      │     │     │       │      │
├─────┼────────┼─────┼─────┼───────┼──────┤
│街道(沿着 │线聚集;一些街道│一维;沿着│犯罪人选择│犯罪人流动模式│站在街道上的│
│街道或街面│有许多犯罪,一些│线聚集  │理论   │,作案目标聚集│卖淫,街道毒│
│)     │街道几乎没有犯罪│     │     │       │品交易,抢劫│
│     │;沿着一些主要的│     │     │       │行人    │
│     │街面聚集    │     │     │       │      │
├─────┼────────┼─────┼─────┼───────┼──────┤
│地区   │在多个街区内聚集│二维;聚集│社会解组理│低集体效能;社│入室盗窃,群│
│     │        │在一定区域│论,犯罪生│会分裂;年轻人│体性暴力犯罪│
│     │        │内    │态理论,机│聚集;经济危机 │。     │
│     │        │     │会理论  │;犯罪目标聚集│      │
└─────┴────────┴─────┴─────┴───────┴──────┘

  表2犯罪热点、制图、行动一览表
┌─────────┬─────────┬────────┬─────────┐
│聚集模式     │热点描绘     │行动层面    │行动例子     │
├─────────┼─────────┼────────┼─────────┤
│地点(在确定的地址 │点        │地点、等角   │热点巡逻     │
│、角落或其他地方) │         │        │         │
├─────────┼─────────┼────────┼─────────┤
│受害者      │点、线和地区(依靠 │高风险目标和潜在│在潜在受害者中建立│
│         │聚集的性质)    │的受害者    │关系网、建立重复受│
│         │         │        │害项目      │
├─────────┼─────────┼────────┼─────────┤
│街道(沿着街道或街 │线        │街道、高速公路 │在特定街道集中巡逻│
│面)        │         │        │、街道再造    │
├─────────┼─────────┼────────┼─────────┤
│地区       │椭圆、阴影区域、梯│大的区域    │社区关系、地区恢复│
│         │度区域      │        │         │
└─────────┴─────────┴────────┴─────────┘

  刻度标记法、色温梯度法、地点筛选法适用于犯罪地点的初步制图和分析;平均中点、标准差距离、标准差椭圆、聚类检验(包括最近邻指数和空间自相关检验)等方法被应用到初步全局统计检验中;点制图、空间椭圆、地理边界专题制图、样方专题制图、内插和连续表面平滑方法被广泛应用;ArcView等值域制图、ArcView空间分析师、CrimeStat和GeoDa软件构成了有效识别犯罪热点的分析工具。
  3.街面犯罪的聚集性与犯罪聚集的稳定性被证实
  随着犯罪制图技术的日趋专业,街面犯罪在某些地点的聚集性获得反复证实。2000年,Weisburd和Mazerolle研究发现,新泽西州泽西市近20%的破坏公共秩序犯罪和14%的侵犯人身权利犯罪都集中于该市56个毒品犯罪热点,而这些地点只占该市所有路段、街面的4.4%。2000年,Eck、Gersh、Taylor也发现,在布朗克斯和巴尔的摩最活跃的10%的地点,发生了上述城市近32%的抢劫、殴打他人、入室盗窃和机动车盗窃。2009年,Weisburd、Morris、Groff检验了青少年犯罪的聚集性,他们发现在1989—2002年间西雅图市1/3的青少年犯罪发生在该市25000多个路段中的86个路段上。{52}
  只有街面犯罪聚集的稳定性较强,针对聚集地点而开展空间防控才有必要。为验证犯罪聚集热点具有较强稳定性假设,Sherman 1995年分析了美国波士顿市来自学校、公共住房、地铁站、运动场的报警电话,他发现在过去三年间这些治安高危区域的犯罪聚集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53}Taylorl999年运用1981—1994年收集的数据,调查了美国巴尔的摩市90多个街区上的街面犯罪,找到了犯罪在地点上具有长期高度稳定性的证据。{54}Weisburd等人2004年运用集群轨迹分析法,也印证了街面犯罪会长时间在某一路段保持稳定。
  可以说,由于街面犯罪的聚集性和聚集的稳定性假设获得多次证实,针对犯罪聚集地点开展空间防控具备了较为坚持的理论基础。
  4.基于聚集地点的犯罪空间防控兴起
  以往犯罪的空间防控往往针对的是宏观层面的城市,但这些地理单位因涉及面积较大、承载人口过多、包括街区或路段较多而极易掩盖街面犯罪在空间环境内部的差异性。犯罪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同一城市内部,犯罪呈聚集态势而非随机分布;甚至同一社区的不同街面和路段的空间环境、土地利用情况、人口组成、道路状况、建筑规划、公共设施等因素往往有很大差别。因此,基于特定街区或路段等相对微小地理单位的分析,往往比宏观层面的犯罪空间分析更具优势。
  实际上,在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兼备的情况下,基于街区和路段的犯罪空间防控(也称为“热点警务模式”)几乎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外的相关实验性研究和非实验性研究也证明了这种空间防控的有效性。在实验性研究领域,1995年,Sherman 和Weisburd开展了明尼阿波利斯热点巡逻实验,用电脑绘制出报警电话地图,从而确定了大致街区长度的110处热点。在10个月实验期内,警方在犯罪热点平均增加了一倍多的巡逻警力;与对照组相比,实验区的犯罪报警和治安混乱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下降。而非实验性研究也提供了类似的结论。在美国堪萨斯城枪支项目评估中,学者发现热点警务具有很强的犯罪控制收益,通过对比,基于热点警务模式的枪支查获率上升了65%,而涉枪犯罪减少了49%。{55}
  可以说,基于犯罪聚集地点的空间防控已成为美国警务的主流模式。美国国家研究院委员会在《警方政策和实践回顾研究》报告中强调:“在过去二十年的警务实践中,犯罪热点警务已成为减少犯罪和治安混乱问题的一种常用警务策略。强大的证据体系表明,采用聚焦地理方式应对犯罪问题,可以提高警务工作的效能。”{56}
  5.当代犯罪地理学的理论简评
  从理论脉络上看,从早期的犯罪制图学派,到开展犯罪生态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到以“可防卫空间”和“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为标志的环境犯罪学,再到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分析工具、基于微观地理单位(犯罪聚集地点)的当代犯罪地理学,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理论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宏观走向微观、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方法的经验归纳到跨学科方法的专业化分析、由理论自足到影响实践的百年嬗变历程。可以说,当代犯罪地理学继承和充实了以往研究的理论架构,丰富了犯罪空间研究的类型,发展了犯罪空间分析和防控的知识体系。具体来说,当代犯罪地理学的特色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研究尺度:从城区到街面和路段。
  当代犯罪地理学逐渐将研究基点定位于中小尺度的研究,尤其是基于路段和街面等犯罪聚集地点的相对微小地理单位的空间防控理论获得蓬勃发展。学者大卫?威斯勃德因该理论的卓越贡献于2010年获得国际犯罪学界的最高荣誉——斯德哥尔摩犯罪学奖。这种研究尺度的转向为我国犯罪空间防控理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推进路径。
  第二,研究方法:跨学科方法的集成运用。
  相对于以往研究,当代犯罪地理学在研究方法上更为专业和精细,并实现跨学科方法的集成运用。借助计算机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及空间计量经济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依托犯罪专题地图制作、K密度估计识别、样方分析、最近邻点统计、人工神经网络及各种计量模型,学者将犯罪地理信息地图化,在GIS系统内对多种来源的时空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管理和分析,从而研讨了城市空间环境对犯罪行为选择的影响模式。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直接提升了犯罪地理学研究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准。
  第三,理论应用:热点警务模式兴起。
  根据犯罪地理学对犯罪聚集规律的把握,学者提出了犯罪聚集地点为治安防控重点的有效战略;如今基于犯罪聚集地点的空间防控在美国等地获得广泛实践与长期应用。除了传统的社区警务和问题警务外,这种基于空间防控的热点警务也成为美国警务的主流模式之一。
  三、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国内知识谱系
  国外研究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研究方法、成熟的应用模式,基于犯罪聚集地点的空间防控理论与热点警务模式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犯罪地理学的借鉴与初探;随着研究的深入,该领域散发出巨大的学术魅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具有地理学、犯罪学、计算机专业、城市设计、建筑规划等专业背景的学者纷纷被吸引过来,环境设计、社会文化分析、GIS技术、统计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陆续获得应用。目前,我国犯罪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得以初步确立,街面犯罪的空间环境特征逐步受到关注,犯罪制图与犯罪热点分析更是方兴未艾,犯罪空间防控和热点警务已然受到实践部门的重视与应用。具体来说,国内研究主要包括如下主题:
  (一)街面犯罪的犯罪地理学初探
  1.城市犯罪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初探
  20世纪80年代末,人文地理学领域的祝晓光、王发曾等学者最早将国外犯罪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引入国内。祝晓光的“犯罪地理学初探”、{57}“芝加哥学派对犯罪空间分布理论的贡献”、{58}“论犯罪地理学”、{59}王发曾的“国外城市犯罪的地理研究”{60}等论文通过阐述犯罪空间特征、国外犯罪地理学的发展状况等基础问题,较早将国外相关研究引入国内。这些文献构成了我国街面犯罪空间环境特征的研究发端。
  上述研究具有如下特色:第一,犯罪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获得初探。学者依托当时较为有限的犯罪数据,考察了犯罪的空间分布状况,研讨了区域、城市、人口、社会结构与犯罪的内在关联。第二,城市犯罪的空间环境特征受到关注。“城市犯罪”概念被明确提出(这里的城市犯罪主要即指街面犯罪);城市犯罪的生态因素、行为特征、犯罪高发区、犯罪盲区、空间分布分析模型、犯罪空间防控等问题获得初步研讨。第三,国外经典理论的引入与借鉴。学者系统梳理了芝加哥学派的犯罪生态学等理论,尤其是对同心圆理论、犯罪区理论做了重点阐述;国外理论的启示意义和应用价值被挖掘和提炼出来。
  实际上,本阶段的研究属于犯罪地理学的初探,通过国外相关理论学说的梳理和评价,聚焦于城市犯罪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故而启蒙色彩浓重、问题意识突出;上述启蒙文献亦多次被后来的研究所引用。尽管在研究方法上多以文献分析法进行理论综述,但上述研究的理论贡献不容磨灭。
  2.罪犯出行规律的建模分析
  1989年,华东师范大学汤建中教授的课题“城市中犯罪行为和地理环境的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是我国在犯罪地理学领域的首例国家级课题。该课题以犯罪行为选择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罪犯作案出行距离等问题为研究重心,随后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包括“城市犯罪区位选择的数学模拟”、{61}“国外有关城市犯罪出行问题的研究”{62}、“加拿大埃得蒙顿市犯罪问题的地理研究”{63}等论文。这些文献开创性地运用了数学建模等跨学科方法,开创了我国罪犯作案出行距离研究的先河。
  上述研究的特色主要有:第一,城市犯罪区位选择和罪犯出行距离问题首获重视。上述研究以犯罪期望效应和成功概率为空间变量,以数学动态规划方法建模,进而分析选择犯罪区位的一般规律;同时,国外主要街面犯罪的出行距离问题获得关注,犯罪就地性和犯罪距离衰减规律获得印证。第二,国外相关研究的引入。学者系统阐述了国外有关城市犯罪出行距离的基本规律、分析了不同犯罪人类型和犯罪类型对罪犯出行距离的影响,并初步涉猎犯罪空间格局、犯罪密度等理论问题。第三,数学建模、回归分析、GIS分析等跨学科方法得以应用。学者利用国外数据,以GIS技术和回归分析考察了样本城市的犯罪聚集规律。
  可以说,罪犯出行规律建模分析的相关研究,开创了我国犯罪地理学一个独特的研究方向,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也颇具启发性;把握街面犯罪的罪犯出行距离对于缉拿罪犯、犯罪防控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和应用价值。目前,我国该领域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我国城市街面犯罪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各种罪犯出行规律没有获得充分的印证;当然,罪犯出行相关数据的获取是导致这一困局出现的重要原因。
  3.犯罪地理学基础理论的初步确立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21世纪初期我国犯罪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分析方法、理论框架、主要学说、基本假设、发展趋势等问题得以初步确立。这方面的文献主要包括:专著《城市犯罪分析与空间防控》{64};论文“犯罪地理学的理论研究”{65}、“犯罪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66}等。
  上述研究的特色主要有:一方面,犯罪地理学的理论脉络、学术演进及发展趋势获得系统研讨。国外犯罪地理学基础理论得到进一步挖掘和梳理,犯罪地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结构、研究方法、发展趋势等问题受到关注。另一方面,城市犯罪的空间防控凸显出来,并构成犯罪地理学最主要的应用。学者将空间环境作为考量城市犯罪的基本维度,在把握城市犯罪空间分布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防控的理论模型与应用计划。
  应该说,犯罪地理学基础理论的初创是本领域研究逐步推进与深化的必然结果;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理论的提出与完善具有重大价值,空间防控丰富了城市犯罪的综合治理体系,为街面犯罪防控提供了全新的应对思路。上述研究的不足,正如王发曾教授本人总结的:“较为关注空间防控的工程措施,忽视了社会措施;缺乏从中观和微观层面解析犯罪聚集原因;缺乏实证分析的支撑和实际效果的检验。{67}”当然,这些不足也往往也是大多开拓性、先导性研究的共性问题。
  (二)街面犯罪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解读
  1.基于城市设计和环境规划的分析
  除了上述人文地理学的研讨,具有城市规划、建筑环境技术等专业背景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街面犯罪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问题,从环境规划、城市设计角度分析了街面犯罪高发区的空间环境特征。相关文献主要有:“犯罪空间分布与环境特征——以上海市为例”{68}、“国外空间环境与犯罪关系研究的剖析和借鉴”{69}、“国内城市空间环境与犯罪关系研究评析”{70}、“城市空间环境与城市犯罪”{71}、“国外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组织机构评析与借鉴”{72}等。
  此类文献的特色如下:一方面,城市空间环境与街面犯罪的关系获得重视。学者依托相关犯罪地理信息,运用Arcview、spss软件,使用描述统计、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样本城市的犯罪空间分布及犯罪分布与空间环境的关系,街面犯罪与空间环境的相关性被证实。另一方面,“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理论)的国内外研究梳理与整合,尤其是学者对国外CPTED组织机构的主要类型、内部结构、运作流程、工作内容、合作方式、服务对象等内容做了系统整理。
  实际上,犯罪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环境犯罪学也对CPTED理论做过理论梳理工作(这一问题将在“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环境犯罪学剖析”部分详细阐述),但城市设计与环境规划视角的理论整合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更能体现出环境规划学科的专业优势。基于环境规划的分析,环境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得以丰富、理论学说获得发展。
  2.街面犯罪的空间环境分布规律探究
  街面犯罪的空间环境分布规律既是犯罪地理学的理论核心,也是指导空间防控的应用基础。从结构上看,“城市整体空间包括以下三种要素:住户的普通住宅、中高层公寓、办公处及商业设施;公园、学校、体育馆等公共设施;连接这些设施的道路和人行道等。”{73}从功能上看,城市空间环境具体包括建筑环境、业态环境、通达环境及光照环境。因此,城市空间环境本身异质性较强,街面犯罪在城市空间环境中并非随机分布;某些环境犯罪聚集,某些环境治安良好,这也是犯罪空间分布的常态。为把握不同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影响,学者对犯罪的空间分布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相关文献主要包括犯罪空间分布的理论整理与实证分析两部分。偏重理论整理的文献主要有:“犯罪控制场论:‘场论’延伸的一种尝试”{74}、“犯罪控制论之犯罪空间”{75}、“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犯罪问题究因”{76}等。偏重实证分析的文献主要包括(相关运用GIS技术的实证分析将在“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GIS制图和建模研究”部分专论):“城市刑事犯罪地理初探——以甘肃省为例”{77}、“北京城市犯罪地理分析”{78}、“凶杀犯罪被害状况区域(深圳—内蒙古)比较”{79}等。
  上述文献具有如下特色:第一,“犯罪空间”理论日渐成形。学者研讨了街面犯罪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城乡结合部及商业区等犯罪聚集空间的环境特征、犯罪空间的形成与变迁过程等问题。第二,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影响被初步证实。特定街面犯罪在不同城区、不同社区、不同微观环境的分布状况获得关注,城市空间环境、发展水平及社会经济因素与犯罪的相关性得到论证,特定城市犯罪高发空间的探测成为研究重点。
  街面犯罪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正逐步转向微观、立足中国、重视实证。研究的尺度由城区到社区,再到特定具体空间环境;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国外理论的评价转向关注我国城市街面犯罪的空间分布状况;研究的方法开始尝试文献分析、社会调查、统计分析等跨学科方法的集成运用。随着犯罪空间研究的深入,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由此具备了较为深厚的理论支撑。
  (三)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环境犯罪学剖析
  1.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理论探索
  环境犯罪学长期致力于街面犯罪的空间防控,相关学者关注到情境预防、防卫空间、CPTED理论、破窗理论等犯罪空间防控的学说更迭、理论启示、国内外比较、主要举措、应用方案等内容。围绕空间防控的理论探索文献较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城市犯罪预防与‘防卫空间’理念”{80}、“建筑学格言与犯罪学研究的展开”{81}、“犯罪预防的新思路:利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奥斯卡?纽曼的‘防卫空间理论’述评”{82}、“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83}、“CPTED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84}等。
  上述文献的特色如下:第一,空间防控在犯罪防控体系中被明确提出且渐获重视。通过对城市空间环境进行合理的设计和改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潜在犯罪人接近犯罪目标、促进邻里守望、保障被害预防、合理安置犯罪高危人群的居住与生活等功效。第二,国外空间防控的理论被引入和充分挖掘。源自美国的破窗理论、防卫空间理论、CPTED理论、情境犯罪预防理论的产生背景、演进脉络、相互关联、理论启示、应用方案、实践经验等问题获得较为深入的研讨,对我国城市化变迁中刑事政策完善与犯罪防控改进的独特意义也成为学界共识。第三,当代空间防控理论已将环境改造等工程措施与社区参与有机结合。早期的空间防控理论定位于通过环境规划和建筑设计等物质性空间环境的改善,进而预防街面犯罪;晚近的空间防控理论开始注重特定空间环境内社区凝聚力的提升与居民对犯罪防控的广泛参与。这对我国街面犯罪的综合治理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我国传统意义上“群防群治”工作在犯罪学理论中获得了坚实的支撑与科学的指导。
  实际上,空间防控理论的提出意味着犯罪防控体系的深化与精细,标志着街面犯罪治理在科学标准和基础理论层面得到深入推进。由此,犯罪地理学的智识思想和学说观点借助环境设计、社区参与、警务应对三位一体的街面犯罪防控体系得以应用和推广。
  2.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应对策略
  空间防控理论向现实的延伸表现为各种具体、多元、多样的防控应对策略。这种空间防控应对策略的研讨比较活跃,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论文“情境犯罪预防的原理和实践”{85}、“可防卫空间理论与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86}、“城市建筑空间设计的犯罪防控效应”{87}、“城市老旧楼群区犯罪特点及其防控策略”{88},著作《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89}等。
  上述文献的特色如下:一方面,空间防控在实践中的基础性和枢纽性作用受到重视,相关应用方案获得广泛讨论。针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商业区等犯罪高发区与针对特定盗窃、抢劫等犯罪类型的空间防控应对策略研究甚多、并取得一定的学术影响。另一方面,受空间防控应用的影响,刑事政策和警务模式发生调整与改进。以往较为笼统的综合治理刑事政策从平面走向立体,热点警务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警务防控模式。
  客观地说,空间防控应对策略研究尚存在很多不足,基于实证分析等科学方法验证的空间防控策略极为有限,笼统的、一般性的策论偏多,对犯罪防控和刑事政策起到较大影响的应对研究较少。尽管应对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但空间防控策略为街面犯罪治理实实在在的提出了一条也许可行的路径。长久以来,我国各类街面犯罪专项治理活动均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推动与组织化调控,这些专项犯罪治理行动等多以犯罪高发人群为防控对象,但容易陷入防不胜防、“一治一乱”、治标不治本的困局;空间防控则以特定犯罪高发空间环境为防控对象,这大大减少了犯罪防控的工作量,为防控工作确立了具体实在的目标,并有助于保障防控工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四)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GIS制图与建模研究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技术)的发达,GIS技术已成为街面犯罪空间分析和防控中最为流行的分析工具,借助GIS软件的犯罪制图构成了开展空间防控的基础,依托GIS软件的建模分析亦成为街面犯罪预测的关键条件。GIS技术在空间防控中的研究包括如下两个层面:
  1. GIS技术在空间防控中的理论研讨
  GIS制图和建模的理论基础、操作技巧、应用范围、国外经验、警务应对等方面的理论研讨构成了犯罪制图与建模应用的前提和基础。这方面的文献主要包括:著作《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2》{90}、《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91},论文“犯罪制图——地理信息技术应用新领域”{92}、“犯罪制图:理解犯罪热点(上、中、下)”{93}、“犯罪地图研究现状分析”{94}、“犯罪热点研究的空间分析方法”{95}、“时空犯罪热点预测模型研究”{96}等。
  上述理论研讨的特色如下:第一,GIS制图的理论基础、主要方法、操作技巧、国外发展状况、主要应用领域获得较为全面的研究。基于GIS技术的犯罪信息专题制图、犯罪热点探测、案件侦破、罪犯行动轨迹体察、缓冲区分析、警务应对、被害预防、环境改造等问题的研究均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第二,受GIS分析的影响,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研究重心从宏观、中观转向微观,研究对象逐渐从城区到社区,再到具体犯罪聚集地点等相对微小地理单位。GIS制图往往针对微观地理单位展开,借助GIS的微观分析更有助于发现不同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分布和聚集的影响。第三,在GIS技术的支撑下,街面犯罪预测取得重大突破。由于研究方法的欠缺,以往犯罪预测是犯罪现象和规律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随着GIS技术的应用,学者探讨了依托GIS技术的各类犯罪预测模型,并对犯罪预测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可以说,上述理论研讨对GIS制图、建模的理论体系做出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评价,为犯罪空间防控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指引;上述研讨的不足主要有二:其一,相关研究对GIS制图的理论基础介绍较多,对基本操作方案研讨较少,这影响到GIS技术的实用性;其二,相关分析模型缺乏实证数据的验证,故犯罪预测的有效性尚亟待检验。
  2. GIS技术在空间防控中的应用探索
  在理论研讨的推动下,部分学者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相关街面犯罪的地理信息,以 GIS软件分析特定地理单位内街面犯罪的空间分布规律,并改进空间防控的应对方案。这方面的主要文献包括:“盗窃犯罪空间分布与地理因素的关联”{97}、“基于GIS的城市犯罪行为空间分布特征及预警分析”{98}、“长春市犯罪空间分析”{99}、“城市中心区犯罪地理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区和川沙镇中心为例”{100}、“基于GIS 的抢劫盗窃犯罪时空变化特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101}、“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102}等。
  上述实践探索的特色如下:第一,GIS技术的具体分析方法运用广泛。刻度标记法、色温梯度法、地点筛选法、标准差椭圆分析法、点制图分析法、空间椭圆制图法、地理边界专题制图分析、样方专题制图分析法等具体方法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应用。第二,盗窃、抢劫等主要街面犯罪的犯罪聚集态势和犯罪聚集规律获得深入研究。街面犯罪在城市空间环境中的聚集假设再次获得印证,犯罪聚集的空间环境原因受到较为深入的分析;由此,针对犯罪聚集的空间防控更凸显出实施的必要性。第三,基于GIS 技术的热点警务模式兴起。随着公安部“金盾工程”二期对警用GIS平台的建设,以四色警情分析、路径分析、缓冲区分析、热点分析为内容的热点警务模式获得推行,依托街面犯罪时空分布变化、犯罪聚集等方面分析,警务巡逻时间和路线的调整、群众联防和第三方警务的布局、情境控制和邻里守望的改进等问题获得了关注与推进。
  可以说,随着以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为标志的新型研究方法在街面犯罪空间分布研究中获得重视与广泛应用,依靠GIS技术的实证研究已成为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主流分析模式。上述实证研究初步彰显了 GIS技术对空间防控的独特价值,为今后的犯罪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证样本,为立体化街面犯罪防控对策的构筑奠定了基础;但上述实证研究和应用探索也存在不少问题。相关问题具体包括:其一,由于街面犯罪地理数据的收集渠道较为有限,相关研究使用的数据量较小、时间跨度较短,有时难以准确反映特定空间环境内街面犯罪的聚集规律,对我国主要城市街面犯罪聚集全景式、系统化的考察欠缺。其二,对比分析不足。乡村层面的犯罪空间分析尚处于空白状态,这样城镇与乡村的对比分析无法开展;基于目前较为有限的实证分析,城市空间内诸如城乡结合部、商业区、工业区等不同功能区的犯罪分布状况也无从对比。其三,街面犯罪空间分布研究对街面犯罪的治理实践影响较小,尚未出现标志性的应用研究典范;犯罪空间防控及热点警务在刑事政策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
  四、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启示
  通过对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理论学说分研究主题、分发展阶段、分牵涉学科、分理论流派的整理,城市空间环境与街面犯罪的相关性等问题凸显出来且渐获重视,研讨该问题的犯罪空间防控理论得到确立且亟待完善,GIS技术等方法的集成运用构成了犯罪空间防控的最佳研究路径,基于GIS的犯罪聚集规律考量有助于街面犯罪分析和预测模型的构建与验证,我国立体化的空间防控刑事政策与空间防控体系的确立和实践亦成为可能。
  (一)问题凸显: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聚集的影响渐获重视
  “街面犯罪”主要是在近十年来出于警务应对需要而提出的研究范畴。以往犯罪学界多将街面犯罪分解为各类特定的侵财、暴力犯罪加以研讨,主要关注各类街面犯罪的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个体原因,尤其是将研讨重点放到流动人口等犯罪高危人群上,认为上述群体在社会融入中遭遇的各种挫折和障碍是街面犯罪的主要原因,进而试图通过就业、教育、社保、医疗等相关公共政策的改善,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改进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从根源上降低街面犯罪率。因此,该领域一直将外来流动人口等高危群体作为研讨的重点。
  上述研究思路属于长期性与整体性的街面犯罪防控策略;但该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影响,将外来流动人口等潜在犯罪高危人群作为防控重心,则容易陷入防不胜防、激化社会矛盾的困境。实际上,在空间环境中,高危群体实施街面犯罪并非是随机分布的;某些区块犯罪聚集,而某些区块则很少发生犯罪。空间环境对犯罪聚集的影响、高危群体对作案环境的感知和选择均是犯罪防控不容忽视的因素。因此,关注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影响,开展相应的空间防控,则有助于弥补上述研究思路的局限。
  同时,城市空间环境的复杂性、异质性为把握城市空间环境的影响提供了背景条件和现实需要。伴随城市的扩张和流动人口持续涌入,城市空间环境发生了急剧变迁,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城市边缘区日益扩大,商业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财、物汇聚,居住区呈现出多极分化的嬗变态势;不同社区、路段、院落拥有着迥异的土地利用情况、人口组成状况、交通分布条件、业态环境、照明环境。上述因素共同导致街面犯罪在不同区块和地点上的差异分布。因此,街面犯罪在特定城市空间环境内时空分布状况的体察与分析兴起,尤其是GIS技术为这种犯罪空间分布研究提供了极佳的分析工具,国内外学者也反复印证了街面犯罪在空间上的聚集现象。随着对街面犯罪聚集规律的系统把握,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影响获得深入探究。当前,考察犯罪聚集现象的犯罪热点研究已成为空间防控领域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研究。可以说,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街面犯罪日益严峻{103}的背景下,犯罪聚集规律研究已成为空间防控甚至是犯罪防控的研讨重点。
  此外,在犯罪防控层面,随着理论研讨的不断深入和日益精细,城市空间环境影响街面犯罪分布研究的应用逐渐聚焦于犯罪的空间防控。街面犯罪的持续攀升与严峻态势表明传统治本式治理模式在中短期内无法抑制犯罪率下降,街面犯罪的空间聚集使空间防控的开展成为可能。为应对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影响,基于犯罪聚集地点的空间防控与热点警务逐渐获得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的青睐。在美国,基于犯罪聚集地点的热点警务已成为主要的警务模式之一。“公安部在‘金盾工程’二期中将‘警用地理信息基础应用平台’列为重点建设的三大高端应用项目之一,该平台于2009年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104}如今,犯罪的空间防控已发展为包括犯罪空间分布分析、犯罪空间分布成因分析、犯罪热点分析、巡逻管理时空分析等模块在内立体化防控体系。
  因此,在空间防控理论框架中,城市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影响机制既是空间防控理论构筑的关键性问题,也是理论应用的基础性问题;该问题的研讨如今已成为我国犯罪学研究的热点和前沿。
  (二)理论改进:犯罪空间防控学说亟待深化
  尽管街面犯罪的空间防控理论得以初步确立;但通过前述国内外研究的梳理与整合,可以发现国内以往研究大多散见于环境犯罪学、犯罪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犯罪社会学、警察学等多个学科,学者多偏重理论整理和借鉴,基于国内街面犯罪数据的实证分析不足,空间防控的体系结构、主要类型、应用方案等内容的研讨较为薄弱。
  1.基础理论的系统性研究亟需加强
  从研究的整体状况上看,相对于其他犯罪防控分析,空间防控理论属于新兴的交叉性研究。一方面,尽管环境犯罪学、犯罪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犯罪社会学、警察学等多个学科均对该理论有所涉猎,但因研讨视角和学科立场的不同,上述各个学科的知识和观点并未能有机整合为系统性的犯罪空间防控理论体系。如环境犯罪学关注不良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发生的影响,犯罪地理学关注街面犯罪的空间分布状况、空间聚集;但是特定犯罪热点与不良空间环境在特定区块的聚集性是否重合尚未获得研讨。再如警察学关注各种警务模式的绩效与改进,犯罪地理学关注犯罪热点研究且提倡热点警务模式;但热点警务模式与既有的社区导向警务、情报导向警务模式的联系与区别则缺乏应有的研究。另一方面,关于空间防控的基本范畴、理论体系、适用范围、应用方案等问题的阐述尚不够深入与精细;既有的研究多偏重于理论学说的介绍与梳理,缺乏针对我国特定区块内街面犯罪的实证研究。因此,针对空间防控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当前亟待发展以问题为导向、打破学科藩篱、整合相关理论、关注中国现实的空间防控理论体系。
  2.犯罪制图等实证研究有待完善
  从研究的深度上看,国外相关理论介绍与学说借鉴偏多,针对我国城镇化变迁与街面犯罪特性的空间防控研讨较少;泛泛而谈的策论式应用探讨偏多,立足特定城市或区块实证分析的、兼具可操作性的空间防控应对研究偏少。可以说,犯罪制图等实证研究的不发达是造成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具体来说,犯罪制图等实证研究薄弱的原因如下:
  第一,犯罪地理信息和数据的收集整理不足。相关犯罪地理数据往往隐含在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判决书等司法文书和案卷笔录之中,但因对刑事司法处遇的影响有限,这些数据往往没有受到办案人员的重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存在很大疏漏,很多笔录和文书中均未准确定位犯罪地点。由于犯罪发生地点的定位困难,致使犯罪制图难以科学开展。第二,制图工具和软件使用困难。犯罪制图涉及GIS技术的科学运用和相关软件的操作;在犯罪防控队伍中,相关专业人员的欠缺导致开展犯罪制图缺乏必要人员支持。第三,犯罪制图的应用面过于狭窄。公安部门既有的犯罪制图往往仅局限于侦查案件这一领域,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排查与抓捕、罪犯作案轨迹和逃跑路线的预测、重要地点的监控等;而犯罪制图在空间防控、综合治理领域的应用则严重滞后。
  犯罪制图等实证研究的匮乏,致使空间防控的应用性大打折扣。因此,加强犯罪地理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引入相关专业人员使用制图工具、扩大犯罪制图的应用面构成了犯罪空间防控研究科学性提升的重要内容。
  3.空间防控具体策略的整合亟待推进
  从防控策略的协调上看,环境改造、社区参与、警务应对等防控策略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重视,但在理论上三者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尚未厘清、在实践中三种具体策略的整合也亟待研讨。作为街面犯罪的主要防控手段,警务应对应如何向热点警务转向;针对犯罪防控的环境改造的标准和方案应包括哪些内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等犯罪高发区的防卫空间规划与改造的具体思路是怎样的;警务应对和环境改造离不开社区的广泛参与,但社区参与的范围、类型和具体措施仍有待进一步提炼。因此,如何有效整合空间防控的具体策略构成了改进空间防控的关键。
  总之,虽然基于犯罪聚集地点的国外空间防控理论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由于国情有别,国外理论在中国的适用离不开与我国城市空间环境、街面犯罪的特殊性相结合。国内研究长于理论框架的梳理、研究方法的介绍和刑事政策的解读,但疏于GIS技术等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缺乏城市空间环境影响街面犯罪聚集的实证考量。因此,实证把握空间环境对街面犯罪的影响从而推动犯罪空间防控理论的发展,已成为街面犯罪领域亟待深入研讨的领域。
  (三)方法更新:集成运用GIS等方法改进研究路径
  作为体察、分析及预测街面犯罪空间分布状况的工具,GIS技术的操作技巧、应用方案等专业性较强,一般多由人文地理学、城市规划、数学等学科专业人员使用,相关街面犯罪的研究多为GIS软件的犯罪制图和建模研究,依托的数据多为国外现成的犯罪地理信息及国内媒体报道所涉的公开数据;上述研究对我国特定城区犯罪数据的采集较为有限,有些研究数据在采集的数量和时间跨度等方面代表性不足;GIS技术往往单独适用,缺乏与社会文化分析等方法的有效整合。
  同时,犯罪学领域的学者多从环境改造、空间设计、社会文化原因、个体心理因素等层面关注街面犯罪,对犯罪制图多停留于依靠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进行理论介绍与评价层面;虽然能够收集和运用特定城区的街面犯罪地理信息分析问题,但多使用SPSS统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及社会文化分析法,而对GIS技术的实践应用较为有限。
  实际上,街面犯罪的制图和建模、犯罪聚集的分类和分层考量、犯罪聚集规律的把握、犯罪高发地点的探测、犯罪高发空间环境的特征分析等问题域仅凭借单一方法无法有效解读;这需要GIS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社会调查法、统计分析法、社会文化分析法、刑事政策分析法、空间环境分析法等方法的集成应用。如针对特定空间环境内街面犯罪聚集规律的研究,就需在文献分析、社会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定义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将统计软件与GIS技术集成应用,并重点考量特定犯罪高发地点或区域内的地理环境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罪犯出行因素、犯罪防控空间分布因素对犯罪聚集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因此,今后街面犯罪的空间分析与防控研究更应注重对各种研究方法集成运用模式与方案的提炼和尝试。
  (四)建模应用:以犯罪聚集规律引领犯罪分析与预测
  以往研究表明,街面犯罪在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商业区等特定区块、路段、建筑等地点出现明显的聚集态势;不同城区和社区内具有迥异的犯罪聚集态势,盗窃、抢劫、强奸、故意伤害等具体街面犯罪类型的聚集态势亦存在差异,街面犯罪的聚集态势在时间上也并非一成不变。因此,犯罪聚集规律既是犯罪空间分析的主要研究目标,也构成了进一步开展空间防控的理论依据。作为犯罪空间分布与空间防控之间的枢纽性范畴,犯罪聚集规律构成了犯罪空间防控研究的关键所在。
  一般来说,分析街面犯罪究竟受哪些因素影响而在特定地点形成聚集态势是聚集规律分析的主要内容。依托以往研究,犯罪聚集规律主要受物质性城市空间环境、非物质性城市空间环境、罪犯作案出行距离、犯罪防控力量空间布局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物质性城市空间环境包括特定犯罪聚集地点上的城镇化变迁、城市规划、建筑布局、道路设计、灯光照明、监控设备、植被状况、空间上自然监视等因素。非物质性城市空间环境包括特定空间环境中的人口组成、人口流动性、经济收入、就业状况、家庭结构、教育状况、邻里关系、社区凝聚力等因素。物质性城市空间环境和非物质性城市空间环境往往依托特定地点综合影响街面犯罪的发生。犯罪防控力量空间布局是指特定区域内社区治安室设置、警察巡逻、群众联防、技术预防及第三方警务计划的空间布局,通过该种研究有助于反思某地犯罪空间防控的局限与不足。罪犯作案出行距离是指罪犯作案时的居住地点与案发地点的空间距离;这种研究能够验证“犯罪就地性”“犯罪空间距离衰减性”理论假设,并设计罪犯感知和选择作案环境的预测模型。罪犯作案出行距离因素往往受其他上述三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犯罪聚集规律的重要应用体现在依托犯罪聚集规律,设计罪犯感知和选择作案环境的预测分析模型(用于探查罪犯居住地和开展犯罪预防)、街面犯罪时空分析模型(用于探测犯罪高发区和犯罪高发时段)、街面犯罪预测模型(用于犯罪预测)、街面犯罪风险评估指数模型(用于量化把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相关街面犯罪的风险)等。相关犯罪空间分析、预测模型构成了立体化犯罪防控的决策参考和理论基础。
  (五)政策优化:立体化的空间防控刑事政策及防控体系有待确立
  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研究在刑事政策层面呼唤一种立体化的空间防控刑事政策,从而构筑基于犯罪聚集地点的空间防控体系。
  在刑事政策层面,长期以来,综合治理这一总体犯罪防控刑事政策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具体的犯罪防控实践缺乏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与应用指引。因此,总体刑事政策向着犯罪防控的不同侧面和领域推进与细化可谓势在必行。作为综合治理总体刑事政策的重要侧面,立体化的空间防控刑事政策主要是针对街面犯罪聚集分布而在防控应对上发展出的战略理念和举措体系。其中,犯罪地理信息是空间防控刑事政策的构筑基础,地理信息技术等诸多跨学科方法构成了空间防控刑事政策的分析工具,城镇街面犯罪是空间防控刑事政策的研究对象,犯罪聚集地点是空间防控刑事政策的关注重心,空间环境改造构成了空间防控刑事政策的基本策略,防控布局调整是空间防控刑事政策的警务应对重点,社区多元参与是空间防控刑事政策在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上的主要形式。
  在防控体系层面,基于犯罪聚集地点的空间防控体系(也称热点警务)包括犯罪高发地点的环境改造与社区参与、犯罪高危人群的地点监控与社会支持、犯罪目标的情境控制与被害预防、第三方警务和邻里守望对防控力量时空布局的改进、立体化犯罪防控对警务模式和社会管理的影响等内容。这种空间防控体系力求改变以往重空间监控轻空间预防、重警务主导轻社会参与的防控思路,从而构筑警务应对、环境改造、社区参与三位一体的街面犯罪防控策略。
  总之,在我国侵财、暴力等街面犯罪的数量长期占全国年案件总数2/3以上的背景下,通过对国内外街面犯罪空间防控的理论学说和知识体系进行梳理、反思、整合,城市空间环境与街面犯罪发生、分布、防控策略的相关性获得凸显,街面犯罪的空间分布、空间分析方法、犯罪聚集规律、犯罪聚集环境、分析预测模型、空间防控政策、立体化防控体系等问题已成为保障“新型城镇化”有序进行的基础条件和社会治安防控、综合治理的研究热点。
注释:
  {1}王永杰:《论街面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对策》,载《犯罪研究》2007年第3期,第51页。
     {2}周忠伟、李小强:《遏制街面犯罪的警务机制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37页。
     {3}周忠伟、李小强:《遏制街面犯罪的警务机制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37页。
     {4}参见张未东、杨俊峰、马建文:《论珠三角街面犯罪的防范与打击》,载《法治论坛》2009年第2期,第102页。
     {5}Sherman, L. W., Buerger, M. E.&Gartin, P. R.(1989),Repeat call address policing: The Minneapolis RE- CAP experiment, Final Report to the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 Washington, DC: Crime Control Institute.
    {6}Weisburd, D., Bushway, S., Lum, C., &Yang, S-M.(2004),Trajectories of crime at places :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reet segments in the city of Seattle, Criminology,42(2),283-321.
    {7}国内关注街面犯罪聚集、探寻犯罪聚集规律的实证分析也为数不少,具备地理学、计算机科学、工学、建筑学背景的学者结合犯罪地理信息,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技术)多次印证了我国街面犯罪在城市特定空间环境内呈聚集态势的理论假设。相关研究主要有王发曾主编:《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于嘉:《长春市犯罪空间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印制;王行汉、陈永康:《基于GIS的抢劫盗窃犯罪时空变化特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载《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2年第9期;毛媛媛、戴慎志:《犯罪空间分布与环境特征——以上海市为例》,载《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3期;梁治寇:《城市刑事犯罪地理初探一以甘肃省为例》,载《人文地理》1993年第8期;程连生:《北京城市犯罪地理分析》,载《人文地理》1997年第12期等。
     {8}王发曾主编:《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8页。
     {9}参见孙峰华、毛爱华:《犯罪地理学的理论究》,载《人文地理》2003年第5期,第71页。
     {10}参见王发曾:《国外城市犯罪的地理研究》,载《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76页。
     {11}Sutherland E H., Principles of Criminology [M].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1947.206—210.
    {12}参见〔意〕龙勃罗梭:《犯罪人论》,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46页。
     {13}参见孙峰华、毛爱华:《犯罪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载《人文地理》2003年第5期,第72页。
     {14}Sherman,L. W., and D. A. Weisburd. General deterrent effects of police patrol in crime hot spots: A 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 [J]. Justice Quarterly,1995,12:625.
    {15}Beirne. P, Messerschmidt. J. Criminology [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1991:23.
    {16}Gorr W, Olligschlaeger A, Thompson Y. Short-Term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of Crim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 (s0169-2070),2003,19(4):580.
    {17}参见孙峰华、毛爱华:《犯罪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载《人文地理》2003年第5期,第73页。
     {18}参见王发曾主编:《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6页。
     {19}杜德斌:《国外有关城市犯罪出行问题研究》,载《城市问题》1998年第1期,第58页。
     {20}Shaw C. R., Mckay H. D.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urban area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2:65-130.
    {21}参见王发曾:《城市犯罪空间》,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2—85页。
     {22}Sampson,Robert and W. Byron Groves.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rime: Testing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9(94):774-802.
    {23}参见吴瑜宁、孙懿贤:《社会解组与犯罪》,载曹立群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24}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第2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4—916页。
     {25}L. E. Cohen & M. Felson: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J],American So- ciological Review,1979(44):588-608.
    {26}Sherman L W, Gartin P R, Buerger M E. Hot spots of predatory crime:routine activities and the criminology of place [J]. Criminology,1989(27):30-40.
    {27}Herberr D T.1989. The Geography of Urban Crime [M]. London: Longman,260-280.
    {28}参见〔加〕简?雅科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60页。
     {29}刘成:《可防卫空间理论与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88页。
     {30}参见刘广三、李艳霞:《犯罪预防的新思路:利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446页。
     {31}赵秉志、金翼翔:《CPTED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3期,第38—39页。
     {32}赵秉志、金翼翔:《CPTED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3期,第35页。
     {33}参见赵秉志、金翼翔:《CPTED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3期,第36—37页。
     {34}参见赵秉志、金翼翔:《CPTED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3期,第39页。
     {35}James Q. Wilson & George Kelling:“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 Broken Windows”[J], Atlantic Monthly,1982(3):29-38.
    {36}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57—158页。
     {37}参见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58—160页。
     {38}参见庄劲、廖万里:《情境犯罪预防的原理与实践》,载《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20页。
     {39}参见郝宏奎:《评英国犯罪预防的理论、政策与实践(三)》,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第57页。
     {40}参见庄劲、廖万里:《情境犯罪预防的原理与实践》,载《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21页。
     {41}周东平:《犯罪学新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42}石计生:《地理资讯系统社会学》,中国台湾儒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43}〔美〕大卫?威斯勃德、科迪?特勒普:《“地点”在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性:实验性证据与对策建议》,载刘建宏主编:《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44}〔美〕大卫?威斯勃德、科迪?特勒普:《“地点”在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性:实验性证据与对策建议》,载刘建宏主编:《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45}〔美〕大卫?威斯勃德、科迪?特勒普:《“地点”在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性:实验性证据与对策建议》,载刘建宏主编:《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46}《深圳警方称已清理8万“高危人群”》,http://finance.sina.com.cn/,访问时间:2011年7月1日。所谓“高危人群”包括:第一类,同时满足“有前科、长期滞留深圳、又没有正当职业”等条件的;第二类,同时满足“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的”;第三类,涉嫌吸毒、零星贩毒、涉嫌销赃的;第四类,使用假身份证入住旅馆酒店、租房的;第五类,长期滞留深圳、明显靠非法收入生活的,比如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第六类,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对他人有危害的;第七类,扬言报复社会,有可能产生极端行为的;第八类,以及其他一些未列举的,对群众安居乐业有现在或潜在危险的。
     {47}吴信才等:《地理信息系统(GIS)发展现状及展望》,载《计算及工程与应用》2000年第4期,第58页。
     {48}参见王发曾主编:《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0—196页。
     {49}陈亮:《犯罪制图的理论与实践进展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65页。
     {50}Rachel Boba Santos. Crime Analysis and Crime Mapping [M]. Chicago: Sage Publications,2005.
    {51}参见郑滋椀、金诚:《犯罪制图:理解犯罪热点(上)》,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4期,第68、73页。
     {52}参见〔美〕大卫?威斯勃德、科迪?特勒普:《“地点”在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性:实验性证据与对策建议》,载刘建宏主编:《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53}Sherman, L. W.(1995). Hot spots of crime and criminal careers of places. In J. E. Eck & D. Weisburd, Crime and place, Crime Preuention Studies, vol.4(pp.35-52). Monsey, NY: Criminal Justice Press.
    {54}Taylor, R. B.(1999). Crime, grime, fear, and decline : A longitudinal look. Research in Brief.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55}参见〔美〕大卫?威斯勃德、科迪?特勒普:《“地点”在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性:实验性证据与对策建议》,载刘建宏主编:《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1页。
     {56}〔美〕大卫?威斯勃德、科迪?特勒普:《“地点”在警务活动中的重要性:实验性证据与对策建议》,载刘建宏主编:《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57}祝晓光:《犯罪地理学初探》,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113—118页。
     {58}祝晓光:《芝加哥学派对犯罪空间分布理论的贡献》,载《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71—75页。
     {59}祝晓光:《论犯罪地理学》,载《国外人文地理》1989年第2期,第40—46页。
     {60}王发曾:《国外城市犯罪的地理研究》,载《国外人文地理》1988年第2期,第76—82页。
     {61}杜德斌、汤建中:《城市犯罪区位选择的数学模拟》,载《地理科学》1995年第3期,26—32页。
     {62}杜德斌:《国外有关城市犯罪出行问题的研究》,载《城市问题》1998年第1期,第57—60页。
     {63}杜德斌:《加拿大埃得蒙顿市犯罪问题的地理研究》,载《地理研究》1998年第4期,第416—22页。
     {64}王发曾:《城市犯罪分析与空间防控》,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267页。
     {65}孙峰华、毛爱华:《犯罪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载《人文地理》2003年第5期,第70—74页。
     {66}孙峰华、魏晓:《犯罪地理学研究的新进展》,载《人文地理》2004年第5期,第60—63页。
     {67}王发曾主编:《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6—107页。
     {68}毛媛媛、戴慎志:《犯罪空间分布与环境特征——以上海市为例》,载《城市规划学刊》2006年第3期,第85—93页。
     {69}毛媛媛、戴慎志:《国外空间环境与犯罪关系研究的剖析与借鉴》,载《国际城市规划》2008年第4期,第104—109页。
     {70}毛媛媛、戴慎志、沈志联:《国内城市空间环境与犯罪关系研究的剖析与借鉴》,载《人文地理》2010年第3期,第41~46页。
     {71}于静:《城市空间环境与城市犯罪》,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16—122页。
     {72}毛媛媛、戴慎志、曾敏玲:《国外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组织机构评析与借鉴》,载《国际城市规划》2012年第4期,第102—109页。
     {73}〔日〕伊藤滋编:《城市与犯罪》,夏金池、郑光林译,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74}施炳弟、苗伟明:《犯罪控制场论:“场论”延伸的一种尝试》,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3期,第18~23页。
     {75}翟英范、翟化夫:《犯罪控制论之犯罪空间》,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4—9页。
     {76}王发曾:《城市发展进程中的犯罪问题究因》,载《中洲学刊》2008年第1期,第100—105页。
     {77}梁治寇:《城市刑事犯罪地理初探——以甘肃省为例》,载《人文地理》1993年第1期,第73—78页。
     {78}程连生、马丽:《北京城市犯罪地理分析》,载《人文地理》1997年第2期,第7—12页。
     {79}赵国玲、王佳明:《凶杀犯罪被害状况区域(深圳—内蒙古)比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56—63页。
     {80}李明琪:《城市犯罪预防与“防卫空间”理论》,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98—101页。
     {81}刘广三、李艳霞:《建筑学格言与犯罪学研究的展开》,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11—18页。
     {82}刘广三、李艳霞:《犯罪预防的新思路:利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奥斯卡?纽曼的“防卫空间理论”述评》,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33—54页。
     {83}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154—164页。
     {84}赵秉志、金翼翔:《CPTED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年第3期,第34—42页。
     {85}庄劲、廖万里:《情境犯罪预防的原理与实践》,载《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第17~22页。
     {86}刘成:《可防卫空间理论与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第88—92页。
     {87}王发曾:《城市建筑空间设计的犯罪防控效应》,载《地理研究》2006年第4期,第681—691页。
     {88}丛梅:《城市老旧楼群区犯罪特点及其防控策略》,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13—16页。
     {89}王发曾主编:《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0—460页。
     {90}刘建宏主编:《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2》,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页。
     {91}王发曾主编:《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0—195页。
     {92}贺日兴:《犯罪制图——地理信息技术应用新领域》,载《测绘通报》2006年第6期,第46—50页。
     {93}郑滋椀、金诚:《犯罪制图:理解犯罪热点(上、中、下)》,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2年第4、5、6期,第65—74、67—78、63—82页。
     {94}李春江:《犯罪地图研究现状分析》,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4期,第8712页。
     {95}汪兰香等:《犯罪热点研究的空间分析方法》,载《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16—21页。
     {96}陈鹏等:《时空犯罪热点预测模型研究》,载《系统仿真学报》2011年第9期,第1782—1786页。
     {97}颜峻等:《盗窃犯罪空间分布与地理因素的关联》,载《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75—179页。
     {98}耿莎莎、张旺锋:《基于GIS的城市犯罪行为空间分布特征及预警分析》,载《地理科学进展》2011年第10期,第1240—1246页。
     {99}于嘉:《长春市犯罪空间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印制,第1—30页。
     {100}严栋柱:《城市中心区犯罪地理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区和川沙镇中心为例》,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印制,第1—70页。
     {101}王行汉等:《基于GIS的抢劫盗窃犯罪时空变化特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载《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2年第9期,第148—152页。
     {102}陆娟等:《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71—174页。
     {103}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的统计,2000—2010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持续攀升,由2000年的3637307件增长到2010年的5969892件。其中,作为街面犯罪的最常见类型,盗窃罪立案数从2000—2010年的年立案数分别为2373696、2924512、2861727、2940598、3212822、3158763、3143863、3268670、3399600、3888579,4228369件;盗窃罪年立案数占当年刑事案件立案数的比例分别为65.26%、65.61%、65.99%、66.92%、68.1%、67.95%、67.56%、67.99%、69.59%、69.69%、70.83%。上述数据不仅反映出我国当代街面犯罪日趋严重的整体态势,也说明传统的从根源上治理街面犯罪的长期性、整体性防控策略仍未能实现犯罪率下降的目标。
     {104}陆娟等:《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71页。
出处:《刑事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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