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
 今天是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法制时评>>判解研究
因果关系判断的司法实况
以78个司法判例为样本的分析
汪东升
上传时间:2017/5/17
浏览次数:160
字体大小:
关键词: 因果关系;司法判断规则;双层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具体案例考察了因果关系判断的司法实况,得出如下因果关系的司法判断规则:客观自然条件和特殊体质都不应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的,阻断先前行为因果关系,被害人被迫行为介入的,不影响因果关系成立;介入第三人行为时,如果第三人行为不能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先前行为的因果关系成立,如果第三人行为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先前行为的因果关系不成立;正常的自然因素介入,其危险性不足以独立地引发严重危害后果,最终危险的实现没有超出一般人认识经验,因果关系成立;异常自然因素的介入提前实现或引发更高的风险,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因果关系不成立。
  因果关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刑法理论研究的难点,至今仍众说纷纭。纵观中国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多,但都是偏向理论的述说、对比和引进。几乎很少有人从实务出发来思考中国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判断因果关系的。因果关系研究最终要回归司法实践,去指导具体案件的解决。本文着力从司法判决出发,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法官处理因果关系案件情况的分析,来归纳因果关系判断规则,期待能理论联系实践,得出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因果关系判断规则。
  一、样本案例的说明
  从司法实践中来研究因果关系问题,最便捷的方式之一是对有关案例判决书进行研究。首先,要搜集大量的与因果关系判断有关的司法案例,并按照研究需要进行适当的分类;其次,在研究判决书的过程中,分析总结司法实践中法官对具体案件因果关系的判定的理由、态度倾向;最后,在纷繁复杂的案件表象下面找到法官判断因果关系的规律性内容。
  (一)案例来源及其分类标准
  鉴于本文研究因果关系问题是建立在司法判决的基础之上,所以在研究之初,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案例分析的书籍和网络资料,以便于搜集较多的案例判决。鉴于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收集的案件判决比较经典和权威,而且数量上也比较齐全。因此,本文最终选定以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的案例为主,适当结合其他参考资料来构成本文案例来源。截至2010年10月底,笔者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用关键词对因果关系案例进行搜索,并经过几轮筛选过后,最终选定了78个能代表司法实践某些侧面情况的因果关系案例作为本文最终的分析样本。
  本文依据研究的需要将这78个案件分成不同类型,在每个类型中选择比较典型的案件加以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此类型案件中因果关系判断的具体规则。
  既然要对样本案件进行划分,那么分类就应该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一目了然,法官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逻辑规则就能认定清楚。只有在少部分案件中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其主要是受介入因素的影响,形成“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模式,实践中很难找准究竟哪个原因才是决定性原因,是受刑法评价的原因。在因果关系认定中,人们通常只关注事件的有趣部分。他们关注一些反常现象。因此,解决这些疑难案件中的因果关系判断问题,才是真正急司法之所需,才应该是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
  本文将依照是否有介入因素及存在何种介入因素对样本案件作出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案例判决进行研究。从司法实践来看,需要讨论刑法因果关系介人因素问题的,不外乎是以下两种场合:一是行为时被害人存在特殊情况(如心脏病),该特殊情况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影响的场合;二是行为后由于其他因素(包括被害人、第三人、自然事件)的介入,对因果关系产生影响的场合。下文将对此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
  (二)具体分类与典型案例选择
  为了后续研究的需要,本文将结果犯、过失犯、结果加重犯等的犯罪进程,以时间发生先后为标准,结合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发生的两个时间点,将影响因果关系判断的因素总体上划分为原有条件和介入因素两大类(详见下图)。
  原有条件是指存在于犯罪实行行为之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切条件。其可以划分为两大类:被害人特殊体质和客观自然条件。介入因素是指在实行行为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这段时间里,介入并影响因果关系进程的因素总和。依据介入因素的不同性质可以细致区分为:被害人行为介入、第三人行为介入、其他因素介入(行为人行为、时间间隔、自然因素等)。对样本案例进行细致分类以后,就要根据研究的需要,在不同类别的众多案例判决中,分别选取值得研究分析的典型案件,为下文研究分析做准备(如下图所示)。
  ┌────┬───────────┬──────────────────┐
  │    │案件总计       │选取分析案件            │
  ├────┼───────────┼──────────────────┤
  │原有条件│客观自然条件    │靳昭过失损毁文物案         │
  │    ├───────────┼──────────────────┤
  │    │被害人特殊体质  │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 │
  │    │           │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        │
  ├────┼───────────┼──────────────────┤
  │介人因素│被害人行为介入  │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 陈智勇故意伤害案│
  │    ├───────────┼──────────────────┤
  │    │第三人行为介入  │牟伦秀交通肇事案 严庆同故意伤害案 │
  │    ├───┬───────┼──────────────────┤
  │    │其他因│行为人行为  │未找到相关案件           │
  │    │素介入├───────┼──────────────────┤
  │    │   │时间间隔 │王安新故意伤害案          │
  │    │   ├───────┼──────────────────┤
  │    │   │自然因素 │陈章奇过失致人重伤案        │
  └────┴───┴───────┴──────────────────┘

  下面,依据前文的分类和选取的典型案件,逐一对司法机关是如何分析、认定这些案件因果关系的有关情况,进行介绍与研究。
  二、客观自然条件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有些案件中,由于案件发生之前周围环境或者其他自然条件与当事人行为相结合,从而导致了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这些案件中,自然条件的存在能否影响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其是否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成为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值得分析研究。
  关于存在自然条件情况下,如何判断因果关系,本文收集到的相关判决有5例,其中,靳昭过失损毁文物案较为典型,其案情与判决如下:
  2000年1月15日21时许,被告人靳昭驾驶昌河牌白色微型面包车,无视禁行标志,从故宫午门经端门,由北向南通过天安门城楼中心门洞欲驶向长安街。当该车行至金水桥主桥北侧桥头时,撞在主桥北端拦挡行人的防护绳上。由于该绳拴在东西侧的汉白玉栏杆上,致使桥北端东西两侧长度各约4米的汉白玉石柱、石栏板和抱柱石各1块全部倒塌损坏,断裂成数十块。靳昭被执勤民警当场抓获。经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现场勘察鉴定,被损毁的文物已无法修补继续使用。庭审中辩护人提出:(1)由于灯光照射,靳昭难以预见金水桥上拴有防护绳;(2)管理部门将绳子系在金水桥栏杆上的行为与本案的发生有不可缺少的因果关系,辩护人要求对靳昭从轻判处并适用缓刑。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靳昭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损毁文物的危险,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造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损毁,其行为已构成过失损毁文物罪,应予处罚。辩护人提出,由于灯光照射,靳昭难以预见金水桥上拴有防护绳,以及管理部门将绳子系在金水桥栏杆的行为与本案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法院认为,被告人靳昭无视禁行标志,驾驶机动车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文物损毁的结果,但其没有预见,从而导致文物损毁的严重后果,其行为与本案的发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在判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时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行为人主观上对文物损害的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这种联系行为人主观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做法在当下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虽然有时候利用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预见来判断看似也能得出罪与非罪的结论,但这种做法却忽视了因果关系本身的客观性,暗藏着主观归罪的风险。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判断也应当坚持客观性评价,不能以行为人主观能否预见危害结果发生为由来判断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预见义务及是否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主观罪过需要考量的因素,因果关系只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即可。无论行为人的主观意识上是否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都不应当影响因果关系成立的判断。“从中外刑法学关于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来看,之所以长期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能严守因果关系在刑法学研究上的客观地位,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行为人的主观因素掺入××。”司法实务中,这种考虑行为人主观预见来判断因果关系的做法很容易将因果关系成立问题混淆于刑事责任问题,用主观罪过的判断代替了因果关系的判断,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应该坚决予以抵制。
  本文倾向于采用双层因果关系分析思路。第一步,要找到能与危害结果产生联系的一切案件事实要素。无论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还是体现人类意志的行为,只要其与危害结果之间有条件关系,就可以认为该要素与危害结果有事实层面的因果联系。第二步,在所有能找到的符合条件关系的事实要素中,运用相当性理论找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即找出具有刑法评价意义上因果关系的原因行为。判断因果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判断除行为人犯罪实行行为之外的其他一切案件因素能否独立地引起最终危害结果。如果不能,则承认原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则行为人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系。如何判断独立性及引起与被引起关系的存在就需要借助于相当性判断了。其实,本文所采用的两步走分析思路,最核心的是第二步,即相当性判断。
  由德国弗赖堡心理学家冯·克里斯所创立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迄今最有影响的因果关系理论之一。相当因果关系说旨在限定因果关系成立的范围,主张对于事态予以一般的考察,从一般人的经验来看,某种行为通常会引起某种结果的场合,即可认为具有因果关系。在判断相当性的根据上,有三说:主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行为人认识到的情况以及能够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客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以及行为后发生的情况和行为时一般人的认识情况为根据;折衷说认为,应当以行为当时一般人能够认识的情况以及行为人认识到的情况为根据。在日本学界,折衷说被认为是妥当的学说,为多数人所主张,木村龟二、团藤重光、福田平、内田文昭、大谷实等都主张此说。其实,这三种相当说都存在一定缺陷,但主观说和包含主观说因素的折衷说都不符合因果关系问题的客观地位,也许这正是客观说逐渐有力的一个原因。本文赞同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如何判断相当性问题上,本文认为应该在一般人的经验基础上判断行为的危险性系数大小。如果危险急迫且实现系数高,那么就可以肯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行为的危险系数极低,且非出现异常情况不能实现,则不宜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具体到本案中,在事实层面上,灯光照射、拴在文物上的防护绳、行为人驾车行为都与最后危害结果有客观联系。但是否三者都是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很显然不是。具体案件中,任何危害结果的发生,必然是在一定自然条件下,行为与条件结合的产物。但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指的是行为人意志支配下能引起危害结果的行为。对于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无论其对结果的原因力有多大,都不能独立的引起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存在并不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本案中,强光、系在文物上的防护绳是行为人行为当时客观存在的情况,其只能充当行为当时的条件,只有与行为结合才能导致最终危害结果,其本身并不能独立引发危害结果的发生。当然,司法判决中法官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这些客观条件,只是客观条件的作用一般限于判断行为人行为当时主观上持何种心态,与因果关系判断无太多关联。本案中,在具有禁止通行标志的地方,一般人行为时都能认识到此处的禁行标志含义,从而服从管理。但被告人靳昭无视禁行标志,驾驶机动车进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区,这种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本身潜藏着造成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至于强光刺眼、防护绳等都是在具体因果链条中合乎情理的客观存在,这些客观存在不能独立于行为之外而引起本案的危害后果,其在本案因果关系的认定中不属于超出一般人经验的异常因素,故因果关系判断不受这些因素影响。本案中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告人靳昭驾驶车辆穿越文物管理区的行为,只有这个行为才能认定为本案的原因行为。通过本案的分析,可以发现刑法因果关系中,危害结果其实显而易见,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准原因行为,并排除原有条件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干扰,准确认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客观存在的自然条件是不能独立引起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必须和行为人行为结合才能对危害结果起作用,这也就决定了这类因素在因果关系判断中的地位。因此,在遇有存在客观自然条件的案件时,因果关系判断的基本规则是将客观自然条件排除出去,其不会影响到因果关系成立与否的判断,在没有其他因素介入从而影响到因果关系进程的情况下,原有因果关系成立。
  三、被害人特殊体质问题
  在78个样本案件中,笔者找到有关被害人特殊体质的案件14例,依据涉及的罪名不同,可以大体划分为:过失致死伤案5例,非法行医案5例,故意伤害案2例,其他2例。司法实务中,过失致死伤案数量最多且较为典型,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分析重点,选取典型案件进行因果关系认定的探讨。在过失致死伤案的5个案例中,本文选取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与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作为分析对象。将在下文中分别对两案加以研究,试讨论被害人特殊体质在判断因果关系问题中的地位。
  1.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
  2001年5月4日上午9时许,被告人廖钊朋在龙江镇龙山市场卖鱼给受害人赖锦棠时,因短斤少两问题引起双方发生争吵,并互相向对方推打了一拳。后被告人廖钊朋,召集李四珠等人追上赖锦棠,分别用拳头向赖的头、胸部打了多拳。稍后,接报警而赶到的公安人员将被告人廖钊朋和赖锦棠等人带回龙山派出所调查处理,赖锦棠在问话结束后即昏迷倒地,经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被告人廖钊朋、李四珠及其辩护人均提出被害人的死亡是其自身疾病所致,与被告人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两被告人均不构成犯罪,也不应赔偿经济损失。
  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廖钊朋、李四珠殴打受害人赖锦棠,受害人赖锦棠在受到外部诱因(如外伤)作用下致心性猝死的事实,证据充分,应予以认定。但被告人廖钊朋、李四珠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主观上,被告人廖钊朋、李四珠没有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即没有刑法上的罪过。受害人及其家人都不知道受害人有如此严重的疾病,被告人更不可能知道;其次,被告人与受害人素不相识,对一般的殴打会造成死亡的后果无法预见,也不可能预见。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构成犯罪。两被告人殴打受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根据犯罪构成去衡量,两被告人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由于两被告人实施了侵害行为,有一定过错,具备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两被告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中,法官在给案件定性和判断因果关系时遵循以下程式:(1)从主观层面对行为人行为进行分析,认为行为人在行为当时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没有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因而得出了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的结论。从而从整体上可以给案件定性,行为人无罪过,当然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2)从客观层面进行分析,认定两被告人殴打受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法官在得出存在因果关系结论时并没有明确阐述理由。而是从整体案件定性上考量,既然行为人主观上无罪过当然就不需要负刑事责任,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似乎对定罪就不重要了,便简简单单地认定了因果关系。这种分析方式在司法判决中很常见,法官一般习惯先分析主观面,而后分析客观面,再将二者相结合,得出定罪结论。其实,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法官在给案件定性时注重考量行为人主观因素,一旦主观上无罪过,就会忽视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而且有时候会以主观能否预见来代替客观上因果关系的判断,这种倾向值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加以注意。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先客观再主观的判断思路,先从客观面上判断因果关系有无,后从主观面上分析行为人罪过。从本案判决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行为人是否能够预见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即使属于意外事情,也有被认定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
  2.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
  2006年12月27日,被告人洪求皮的弟弟洪求送在村中与小组组委洪国闷发生纠纷,眼部受伤。被告人洪求皮闻讯赶到洪求送家中看望。洪国闷的母亲颜暖(80岁,具有极高危高血压体质)也闻讯赶到洪求送家中。被告人洪求皮因洪求送与洪国闷纠纷一事与颜暖发生争吵。争吵中,被告人洪求皮欲离开现场,随手推了颜暖肩膀一下,致颜暖站立不稳,头部擦撞在门柱上受伤。经法医鉴定:颜暖右侧头部挫伤致脑内血肿,并伴有左侧偏瘫等神经系统体征,损伤程度为重伤。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害人颜暖提出被告人洪求皮明知其行为可能引起伤害后果而放任该后果的发生,系故意伤害罪的意见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被告人洪求皮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并判决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损失进行民事赔偿。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客观联系,判断因果关系的有无,与行为人主观上能否预见无关。本案中,法官认定了行为人推人行为与致人重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官在分析此案时,着重讨论了行为人对被害人特殊体质的预见能力,来判断行为人主观是否存在罪过问题。法官认为被害人颜暖有80岁高龄,具有极高危高血压体质,行为人对于这一特殊体质基于一般人生活经验是应当能够预见到的。80岁高龄的老人具有特殊体质,身体状况特殊这是可以通过生活常识判断的,对这一特殊体质的存在行为人应该具有预见可能性,但行为人没有预见,故法院认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失。同时法院认为,客观上被告人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判处被告人过失致人重伤罪成立,但法官并没有给出更多的关于依据何种标准判断因果关系成立的细节。本案法官一方面认定客观层面因果关系成立,另一方面认定主观上具有过失,将客观和主观分别分析的思路,值得肯定。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要求法官不能以行为人对结果发生是否有预见能力来判断因果关系成立与否。
  任何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一种行为能引起什么样的结果,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因此,查明因果关系时,一定要从危害行为实施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具体情况来考虑。日常生活中,推搡他人的行为可能致他人跌倒,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本案中,行为当时双方正在发生激烈争执,由于行为对象具有特殊体质,结合行为当时情况,这种推搡他人的行为就具有了较高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特殊体质的存在,合乎规律地导致了后来的危害结果。这种危害结果发生没有超出一般人生活经验范围,具有相当性。特殊体质作为客观存在,其对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只起条件作用,没有行为人的推人行为就不会有特殊体质起作用的空间。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行为人行为的存在,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是不可能独立引发本案的危害后果的。
  3.小结
  从上述两个关于过失致死伤案关于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无论行为人主观上对被害人特殊体质能否预见,其都不影响因果关系的独立判断;(2)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会影响法官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3)刑事责任的承担必须是客观上具有因果关系,主观上具有罪过,认定存在因果关系后,也不一定会必然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中,行为人廖钊朋、李四珠等对被害人赖锦棠的特殊体质没有预见义务和预见可能性,主观上认定为无罪过。但这并不影响客观因果关系的成立,被害人赖锦棠的死亡结果确实是由行为人殴打行为所致,二者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中虽然被告人洪求皮对受害人颜暖具有的极高危高血压体质有预见义务和预见能力,但被告人没有预见,因而法院认定过失犯罪成立。在因果关系判断问题上,法院并没有太过重视,而是在认定过失的基础上就总体上给案件定性,从而可以推断出本案中法官是承认被告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
  在被害人存在特殊体质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特殊体质的结合造成了最终的危害结果。但刑法因果关系原因只能是人的行为,因为只有确定了原因行为才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负责,被害人特殊体质这一因素能否切断殴打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值得思考。通过上述案例分析,本文发现一般情况下被害人特殊体质是不能独立引起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其都必须和行为人行为结合才能对危害结果起作用,这也说明被害人特殊体质在此类案件中不是引发危害结果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在相关案件中,能真正引发危害结果的原因必然是行为人的加害行为,被害人特殊体质只是充当了因果进程中的一个条件,其存在与否不影响因果关系的认定。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特殊体质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行为之前被害人本身存在的原有条件。存在特殊体质并不决定着危害结果的发生,其本身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存在独立的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要是由于行为人危害行为的触发,并最终与特殊体质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行为人的行为,即使存在特殊体质,那么也不会有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特殊体质只能算是介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个媒介,行为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且唯一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正是由于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才使得危害结果最终发生。这种判断结论符合一般人意愿,不超出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范围,应该说是妥当的。因此,被害人特殊体质是加害人行为之前就具备的条件,不能将其作为偶然介入事件加以考虑,更不能因此否定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至于加害人主观上能否认识到这一特殊体质及认识程度问题,则是故意、过失要讨论的内容,其属于主观责任范畴,不应该将其混淆在因果关系判断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中,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只是确定了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一项客观基础。要最终认定行为人犯罪,还必须全面考察犯罪构成的其他主观和客观方面要素,这样才能做到准确定罪量刑。因此,不能片面夸大刑法因果关系的作用,把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混为一谈。因果关系的成立仅仅说明危害后果与行为人行为之间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而不能就此认定行为人必须对危害结果负责。只有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罪过时,才能要求行为人为最后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四、介入因素之一—被害人行为介入
  对被害人行为介入案件,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害人死亡或者重伤的结果虽然与行为人先前行为有关,但危害结果的出现主要是由被害人独立意志支配下的行为引发,是没有任何紧迫危险逼近时被害人自我选择的结果,本文将其称为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型;另一种是被害人在加害人的紧迫危险行为之下作出的符合一般人生活经验选择的避险行为,最终导致了危害结果,本文称之为被害人被迫行为介入型。
  1.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型
  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型的案件有:陈建贵容留他人吸毒案;段会芬等被控侮辱宣告无罪案;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张德军故意伤害案;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其中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较为典型,其案情与判决如下
  2006年9月29日上午,被害人饶华容(又名张华荣)骑一辆电动助力三轮车到临川区腾桥镇收废品时,撞伤腾桥中学学生左美娟,后交警介人进行调查。左美娟的父亲左金辉(现在逃)得知后电话纠集被告人谢松林、邱满达、周天明和邱国达(现在逃)到腾桥交警中队看住饶华容。上午11时左右,被告人谢松林等人从交警队出来,因饶华容无钱赔偿医疗费用,被告人谢松林等人受左金辉委托就一边看住饶华容,一边让饶华容筹钱付医药费。至下午4时,开车经过的游亿元得知饶华荣还未拿钱给左美娟看病,便大声威胁饶华容并用双手在饶华容的胸前推了一下,饶华容情绪激动地说:“没有钱,我把这条命给你。”然后走进饭店找水喝,未找到,便快步走过马路到对面的杨碧玉经营的“农望”农药店拿起一瓶“敌敌畏”农药连喝数口,左金辉急忙赶过去,检起木棒对饶华容进行殴打,被告人谢松林、邱满达等人见状,也赶过去,看见左金辉用脚踢饶华容,饶华容已倒在地上,后群众用三轮车将饶华容送至腾桥卫生院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饶华容因殴打致轻微伤甲级,该损伤为非致命伤。根据解剖及证物检验报告,被害人饶荣华胃溶液中检出敌敌畏农药成分,结合现场,分析死者系生前口服农药(敌敌畏)中毒死亡。法院最后判决谢松林等被告非法拘禁罪成立,分别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宣告缓刑。
  本案中,被告人谢松林等人非法限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且后果严重,法院最后认定几名被告构成非法拘禁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本案中法院判决处刑较轻且同时宣告缓刑,表明法院并没有认定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妥当,值得思考。在本案中,被告人非法拘禁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介人了被害人自己的行为(跑去喝农药),此时,这一被害人行为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本案结果加重犯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了案件定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当时情况下,被害人属完全行为能力人,具有自己独立的意思能力,在外界压力不足以威胁其本身意志自由决定的情况下,被害人自主选择喝农药,致使死亡结果发生,该结果只能归咎于被害人自己。在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情况下,被告人的行为虽然对被害人行为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不能根本上改变被害人自由意思决定,不宜将被害人行为的后果归咎于行为人。本案中,非法拘禁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被害人自主行为而阻断,此时被害人自己的行为足以独立地引起最终的危害后果,而被告人非法拘禁行为在当时情况下出现致人死亡结果是十分异常的,超出了一般人的经验法则。故在本案中法官没有认定非法拘禁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疑是妥当的。
  上述同类案例中,与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较为相似的有:段会芬等被控侮辱宣告无罪案是由于被害人自己不堪侮辱,联想自己的命苦之后在家喝农药致死;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中被害人王红学是因女儿被非法拘留而喝了农药。这些案件中,都是被害人自己在受到侮辱、委屈、不公正待遇后,喝农药致死,最后法院都考虑了被害人自主行为对因果关系进程的影响,从判决的量刑上看,基本上没有认定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陈建贵容留他人吸毒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贵无视国家法律规定,为他人注射毒品提供场所,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了容留他人吸毒罪。但被害人吕思奇的死亡不是陈建贵犯罪行为直接所致,吕思奇有过吸毒史,对毒品的危害有足够的认识并已知道吸食毒品系国家明令禁止,且其案发时系成年人,应当预见自己注射毒品的行为可能会对自己身体造成危害但仍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并自愿承担这种风险,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自负责任。张德军故意伤害案中,法院认为被害人胡远辉、罗军在实施抢夺行为后,为占有其抢夺钱财和逃避法律责任而逃逸,驾驶摩托车以高度危险的状态疾速行驶,是造成翻车致一死一伤的原因,这一危险状态系死者胡远辉和自诉人罗军自我选择的结果,被告人张德军无罪。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此类型案件中判断因果关系时所采取的倾向性态度是:当行为人行为与被害人行为结合时,如果能够认定被害人行为属于自甘冒险,需被害人自己自负责任,即可否定行为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司法实践中,在危害结果十分严重、民愤极大等情况下,司法机关对认定因果关系的态度就很容易扭曲,从而只能选择妥协的办法,在认定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上,量刑给予从轻考虑。有时候是为了平息被害一方的情绪,甚至为了在当地平息某些社会反响,客观归罪的倾向就出现了,不太讨论或者忽视因果关系这个问题。有时候客观归罪,只要有这个后果,怎么也要判一个,给对方有个交代。这样这事就平息了。比如说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一审法院宣告无罪,但二审法院虽在判决上承认有因果关系.但鉴于被害人自主行为,而量刑较轻。这样的做法当然透露出了司法的无奈,但不值得提倡,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系问题上的混乱状态。
  对于被害人自我损害情况,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帮助退到了次要的地位。行为人对被害人自甘冒险的行为不应当承担过多的责任,正是由于行为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介入了被害人自主行为,才导致了这一因果过程出现异常。从一般人的经验角度出发,行为人的行为一般不可能导致最终的危害结果,但事实中危害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危害结果最终原因力来自于被害人自主行为而不是行为人的行为。所以,行为人不应当对这一危害结果负责。如果承认行为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将最终的罪责归咎于行为人,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行为当时,行为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害人能基于合理的判断,作出理性的行为,从而不会发生严重的危害结果。而被害人却自主选择不理性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不应当归咎于行为人,而应当由被害人自己承担。从因果关系相当性上来讲,此时,行为人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由于介入被害人自主冒险行为,就没有了相当性。总之,如果危害结果是被害人在没有迫近危险情形下自主行为导致的,那么就应该否定因果关系成立,不能归责于行为人。
  2.被害人被迫行为介入型
  被害人被迫行为介入型的案件有:陈智勇故意伤害案;赵敏东非法拘禁案;郭跃满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彭某等故意杀人、聚众斗殴案;王照双强奸、盗窃案。本文选取陈智勇故意伤害案作为典型案件加以分析。案情摘要如下
  2004年4月13日,陈智勇酒后回到暂住房三层楼道处时,因故与费春林、路忠、樊士方、庞永生等人发生争执,被害人费春林曾对陈智勇进行殴打,后被他人劝开。此后,陈智勇图谋报复,遂纠集张坤等人返回到住处,陈智勇和张坤持刀破门闯人费春林(男,时年46岁)、路忠(男,时年45岁)、樊士方暂住的该楼325房间卧室内,致使费春林、路忠、樊士方从3层的窗户跳下,最终导致二人死亡、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智勇确曾实施非法侵入他人临时住宅的行为,虽然其未伤害到被害人的身体,但陈智勇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目的是为了伤害他人的身体,同时其也实施了具体的行为,故陈智勇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而不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智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认为,在陈智勇等人持刀破门闯人房间意图伤害的情况下,即便被害人不选择跳楼,遭受被告人不法侵害亦不可避免,几名被害人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该后果即将发生,才最终被迫选择跳楼躲避。
  很显然,本案判决中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智勇等人非法侵入住宅行为与本案严重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非法侵人住宅之后由于被告人等人主观上存在伤害的故意,法院将其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因后果严重,法院判决重刑。本案中,是由于被害人自己选择跳楼的行为才导致二死一伤的严重后果,而法院却果断地认定了陈智勇行为与此严重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成立,这是为什么呢?法院判决书中给出的理由是:在被告人陈智勇等人持刀破门闯人房间意图伤害的情况下,即便被害人不选择跳楼,遭受被告人不法侵害亦不可避免。对此,本文深表赞同。在当时情况下,被害人行为介入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最终被伤害的局面,只不过伤害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被害人伤害结果的发生不因被害人跳楼行为而改变,因此伤害结果的发生仍需归咎于行为人故意伤害的行为。在现实伤害危险急迫的情况下,几被害人最终选择从三楼跳下躲避,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符合一般人的经验逻辑。因此法院认定因果关系仍然成立,因果关系判断不因被害人自主选择的行为而改变。
  在被害人被迫行为介人情况下,法院大都同意将发生的严重后果归咎于行为人。同类案件中彭某等故意杀人、聚众斗殴案也很典型,在聚众斗殴中,被害人何继春为逃避加害方五人的殴打而被迫跳入河中后,加害一方还在池塘边捡起石块向池塘内冒出头的何继春投掷,使何的头部不能浮出水面,致何继春在该池塘内溺水死亡。最后法院认为,加害方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致人死亡。赵敏东非法拘禁案中被害人是在非法拘禁过程中遭遇威胁、殴打,发生坠楼,法院也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因此,结合上述案件分析,可以发现法院对待此类被害人被迫行为介人型因果关系判断时的倾向态度是:(1)案发当时从一般人角度看,如果被害人在危险急迫情形下选择符合一般人经验的避险方式而导致危害结果的,应当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其结果责任最终仍应该归属于行为人。在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行为人行为对被害人造成了现实的危险,而且危险是急迫的;其次是被害人选择的避险行为是符合一般人经验的,通常情况下理性考量的结果。如果是由于被害人自己选择的不合理的避险方式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那么该结果就不应当归属于行为人。(2)即使对被害人自主行为引发的严重危害结果没有预见,也不影响因果关系成立的判断。只要被害人自主行为是在当时急迫情况下符合一般人的理性选择的行为,具有相当性,则无论行为人在行为当时是否能预见此种严重后果的发生,其都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这一做法无疑是妥当的,其说明了因果关系问题与主观罪过问题无关,是否已经预见或者应当预见某一事实与他是否引起该事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果关系判断具有独立性和客观性,不能与主观意志混为一谈。
  五、介入因素之二—第三人行为介入
  在有些案件中,案外第三人的行为有时会有意或者无意中介入到因果进程中,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产生一定影响。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进程中介入第三人行为的案件是很多的,也是较为复杂的。在样本案件中,涉及第三人行为介入因果关系进程的案例有6例,其中牟伦秀交通肇事案和严庆同故意伤害案比较典型,下面就分别加以分析论述。
  1.牟伦秀交通肇事案
  2005年4月9日19时40分许,被告人牟伦秀无证驾驶两轮轻便摩托车,将同向行走的行人张大荣撞倒在地,随后汪云无证驾驶两轮摩托车,因预料不及从张大荣身上碾压而过。经远安县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鉴定,张大荣为重型颅脑损伤,已构成重伤。远安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牟伦秀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汪云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张大荣不负事故责任。被告人牟伦秀辩称:此交通事故中,自己及汪云均对被害人张大荣实施了伤害行为。
  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牟伦秀违反交通安全管理法规,在无证驾驶机动车过程中,致被害人张大荣被撞倒在地头部受伤昏迷,经鉴定,被害人为重度颅脑损伤,属重伤,其损伤特征完全符合钝性暴力碰撞所致。另一肇事者汪云的肇事行为发生在被告人肇事行为之后,该行为的介人不足以中断被告人肇事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且汪云在此次事故中负次要责任,依法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法官认为被告人牟伦秀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且主观上存在过失,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认定被告人牟伦秀交通肇事行为与被害人张大荣重伤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对于第二肇事者汪云,法院认为汪云的行为不足以中断因果关系,采用因果关系中断说来解释判决被告人牟伦秀交通肇事因果关系成立的缘由。在第三人行为介入的相关案件中,多数法院倾向于用因果关系是否中断来判断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判断方式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在存在介入因素的情况下,认定先前行为是否是危害结果的原因要考虑:(1)介入因素和先在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还是从属的。如果是从属的,则先在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2)介入因素本身的特点是异常的还是非异常的。如果是非异常的,则先在行为是危害结果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第三人介入行为明显阻断了先前行为因果关系链条,那么就不能认定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第三人介入行为不足以中断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承认先前因果关系成立。至于怎样判断介入因素是否足以阻断因果关系,则需要考虑介入因素对因果关系链条的影响力大小、影响是否独立以及影响是否超出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判断,可以借助于相当性判断。
  本案中就事实层面而言,被害人张大荣被撞成重伤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被告人牟伦秀骑摩托车撞击所致,二是另一肇事者汪云驾车预料不及从被害人身上碾过。究竟哪个事实原因才是刑法上认可的原因,需要仔细分析。第二肇事者汪云的行为是否能阻断第一肇事者牟伦秀行为与被害人张大荣重伤之间的因果关系呢?这就需要考察第二肇事者汪云行为的危险性是否能独立、异常地引发最终的危害结果。首先,从一般人之生活经验看,汪云交通肇事行为虽具有一定危险性,但不能独立起作用,该行为在被害人倒地条件下才能实施,进而实现其危险性。其次,经鉴定,被害人张大荣为重度颅脑损伤,其损伤特征完全符合钝性暴力碰撞所致,而非汪云碾压行为所为。最后,被害人张大荣之所以倒地,是由被告人牟伦秀撞击行为直接导致,此也是后来第三者碾压行为的条件之一。在被告人牟伦秀将被害人撞到以后,在交通道路上,被告人的撞击行为就包含了致被害人被其他车辆再次撞击的风险,且本案中第三人汪云的介入行为,没有明显升高被害人的风险。以上表明,汪云危险行为介入没有对先前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产生独立的、异常的影响。故应当认定牟伦秀交通肇事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如果汪云主观上出于过失,理应构成民事侵权,负民事赔偿责任,若汪云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则属于意外事故。
  2.严庆同故意伤害案
  1991年9月15日晚,被告人严庆同与女友徐某发生口角后,徐某单独到宜昌市“夷陵舞厅”与事先约好的舞伴邱丹波跳舞。被告人先后到“南树”“九码头”舞厅寻找徐某未果而起疑心。便从家里携带一把双刃匕首到西陵区璞宝街徐家附近守候。晚11时许,被告人见徐某与邱丹波各骑一辆自行车向徐家驶来,即拦住徐质问,徐拒绝回答,被告人猜测徐是与邱在一起跳舞而心怀不满,上去推邱一掌,又抽出匕首朝邱的右肩胛处打击一下,见邱仍站着不走更加恼怒,便用匕首朝邱的左背肩胛处猛刺一刀,逃离现场。邱被刺伤后到医院就诊,因伤及左肺,在医院开胸探查术中出现医疗意外,于11月16日晨6时20分死亡。经鉴定,邱丹波左肺脏被刺伤引起血气胸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只是致命的一个条件,死亡原因应是医疗意外。辩护人辩称:严伤害邱的行为与邱死亡的结果在刑法上没有因果关系,其伤害行为不是邱死亡的原因,而只是邱死亡的一个条件,严不应对邱死亡的后果负责,只应对伤害邱引起血气胸的轻伤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最后采信了辩护人关于邱死亡的原因是医疗意外的辩护意见。最终认定被告人严庆同出于嫉妒被害人邱丹波与其女友跳舞而持刀伤害邱的身体,造成开放性的血气胸,已构成伤害罪,虽然被害人是伤后在医院施行手术中发生医疗意外死亡,但被告人的伤害行为系邱死亡的条件,其应承担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判严庆同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从判决中可以看出,法院虽然采信了辩护人关于被害人死亡是医疗意外的辩护意见,但并没有否定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被告人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笔者赞同法院不否定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做法,虽然医疗行为中出现了意外,但医疗行为毕竟不能独立引起最终的死亡结果,故意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可以判定成立。但笔者不同意法院将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归咎于被告人。存在因果关系不一定就存在刑事责任,法院在本案中有客观归罪的倾向,将因果关系的成立与刑事责任的承担相混淆,认为因果关系一旦成立就能认定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没有具体考察被告人对死亡结果主观上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本文持不同看法。
  本文认为严庆同故意伤害行为与邱丹波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本案中在行为人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介入了第三方医疗行为,而且经鉴定被害人的死亡属于医疗意外,也就是说第三方在医疗过程中没有故意或者过失行为,医疗行为不能独立影响到整个因果关系进程。如果在医疗过程中,出现医院严重不负责任,没有按照常规医疗操作等重大过失行为,还有可能阻断先前因果关系链条。比如在李志锋故意伤害案中,就是因为医院在医疗过程中,没有缝合降结肠创口而继发急性化脓性腹膜炎致被害人感染性休克死亡。法院鉴于医疗行为不当是被害人死亡的重要原因,判处被告人李志锋犯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七年,而没有认定被害人死亡结果与李志锋故意伤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伤害类案件中,介入第三方医疗行为情况下,应该考虑到医疗行为对先前因果关系的影响。为此,法院在判断此类案件中,一般都很看重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如果医疗过程中没有因医疗人员严重过失操作而造成医疗事故致被害人死亡情况的,一般情况下法院都认可了先前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判断也是符合一般人之生活经验的,因为医疗行为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一般人接受医疗行为也就意味着必须承受由此带来的不确定的风险。在医护人员不存在严重过失,不存在医疗事故的情况下,医疗过程中出现意外,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这一危害结果理应归咎于先前行为人。因为,此时第三人医疗行为介入没有加剧或提前实现被害人的死亡风险,故先前的伤害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如果医疗过程中,第三方医疗行为出现重大过失,造成被害人死亡结果的,那么就要考虑过失程度、被害人伤情情况、先前行为危险系数来综合考量医疗行为是否会影响先前行为与最终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3.小结
  在第三人行为介入情况下,因果关系进程变得更加复杂,判断规则归纳起来也更有难度。通过分析第三人行为介入型因果关系的6个案例,可以发现它们的一些共同点:首先,第三人行为的介入都加剧了被害人的危险境况,从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害结果;其次,无论法院是否认定先前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法院在量刑的时候都会考虑到第三人行为介入对严重后果的影响,从而酌定从轻;最后,在有些案件中法院一般比较看重相关机构的鉴定意见,比如交通事故责任鉴定、医疗鉴定等等,鉴定书在这类案件中往往成为判断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有力证据。这些特点反映了第三人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在此类型的因果关系中,面临着第三人和行为人分担刑事责任的问题。第三人行为的介入必然是加剧了被害人的危险境地,这样才使得第三人有分担刑责的必要性。正是由于第三人行为的介入才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将所发生的严重后果都归咎于行为人就会导致不公平,所以在此类案件中即使原有因果关系不因被第三人行为介入而中断,法官一般都会酌情考虑第三人行为对严重后果的影响,从而对行为人酌定从轻处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伤害案件中介入医疗行为时,在认定先前行为与危害后果间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时必须要考虑到医疗行为对被害人致死致伤有无原因力。在遇到此类案件时,法官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医疗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事故鉴定书等鉴定材料。如果医疗行为没有任何过失,被害人的伤害死亡结果是医疗意外或者是病情发展使然,那么就可以认定加害人行为与严重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在就医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医疗过失行为,明显加剧了被害人的损害,在结果加重犯问题上就不能认定因果关系成立,必须在被告人量刑时加以考虑。这种做法虽然有将裁判权让位于鉴定机构之嫌,但在法官没有足够的知识经验来判断有关技术类问题时,其不失为一种尊重科学的好办法。但需要提醒法官们注意的是,鉴于目前鉴定机构众多且良莠不齐的现状,参考鉴定结论断案的同时,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能唯鉴定结论是从。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在判断第三人行为介入型因果关系时,法官习惯通过判断第三人行为是否能中断先前因果关系进程来判断先前因果关系是否成立。这是实务中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比较妥当的判断方式。这种方式简单易学,操作性强,可以迅速地解决实际问题。此时考虑因果关系成立与否,主要是看第三人行为对整个因果关系进程的影响程度。现实司法案件中第三人行为介入情况太过复,因此第三人行为介入是否“中断”原有因果关系进程的判断标准也无法做到足够明确,故无法得出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本文认为,是否“中断”的判断标准还需要依赖于一般人经验对客观因果关系进程的把握,即所谓的相当性判断,主要是看第三人行为作为介入因素对先前因果关系的影响力是否独立、异常和重大。至于具体操作,因为每个案件的案情不尽相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六、介入因素之三—其他因素的介入
  在实行行为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除了被害人行为介入、第三人行为介入会影响到因果关系的判断以外,行为人行为的介入、时间间隔的影响、其他自然因素的结合都会对正在进行的因果关系进程产生不确定的影响力。为了更好地判断因果关系,以便准确地定罪量刑,有必要研究在这些因素介入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法官是怎样判断因果关系的。对于行为人行为介入因果关系的情况,本文没有搜集到实务案例,故留待以后研究。下面仅就时间间隔和其他自然因素的实务案例进行分析。
  1.时间间隔的影响
  在有些案件中,时间因素对因果关系判断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本文也将时间因素介入因果关系进程的案件加以研究。在样本案件中,黄朋等抢劫案、柯金星等绑架案、王安新故意伤害案都涉及时间因素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问题。其中,王安新故意伤害案较为典型,本文加以重点解析,案情摘要如下
  1999年6月16日下午,被告人王安新的父亲王以发及王安新的妻子夏明芝与本组村民杨宽亮、其媳刘丽两家,因杨家粪池一事发生纠纷并引起厮打;当夜约8时许,被告人王安新得知此情况后,便手持一木棍到杨宽亮的家门前(该木棍后被人抢走),边喊边敲打杨家大门,杨宽亮之子杨国民将大门打开后,被告人王安新进人院内与杨国民、杨宽亮等人发生厮打,厮打中,被告人王安新持杨家院内一把带靠背的木椅子对杨宽亮的头上砸一下,杨宽亮当即昏倒在地,后被人送往息县人民医院治疗。三个月后,1999年9月10日,被害人杨宽亮因左侧硬脑膜下慢性颅内血肿出现昏迷等症状,再次到息县人民医院住院进行血肿清除手术。同年11月2日,经信阳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被害人杨宽亮的头部损伤为重伤。本案中,辩护人以时间间隔较长,事实不清为由,要求法院对被害人重伤的结果不予认定。
  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王安新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故意持械击打他人头部,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但被告人的行为在当时并未产生严重后果,被害人的伤情发展呈进行性加重,有一发展过程,对被告人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对致被害人重伤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后判王安新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五年。
  有些案件中,被害人伤情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重伤结果是在距案发时间较长的情形下才出现。对此,被害人重伤结果与行为人当时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应当如何认定也是一道难题。此类因果关系问题最容易出现在伤害类犯罪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必要理清。
  在本案中,被害人重伤的结果并没有在案发当时出现而是在三个月后才发生。对此,法院并不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草草结案,而是依靠现代发达的医疗鉴定技术,建立起三个月之前的伤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将被害人出现的重伤结果归咎于行为人的伤害行为。此类案件可以看出,医疗鉴定在伤害类案件中的重要地位,其有时候是判断因果关系的关键证据,因此认真对待医疗鉴定十分必要。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是一个“由果推因”的回溯性过程,能成为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必须是人的行为。刑法中对人的行为的特殊考察是合理和必要的,因为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控制因果关系进程的,因此,其行为可作为“特殊种类的原因”来对待。在因果关系判断过程中,我们也要紧紧抓住人的行为作为特殊考察对象,其他条件都是在人的行为的基础上影响因果关系进程,它们不是刑法因果关系中的真正原因。
  从本案来看,因果关系原因行为只能是三个月前被告人王安新持椅子砸伤杨宽亮头部的行为。虽然当时没有出现严重后果,但法院最后认定:被害人到息县人民医院诊断症状与法医检验结果、两次CT报告相符,均为慢性硬膜下血肿;根据慢性硬膜下血肿呈进行性加重的表现症状,被害人杨宽亮的临床表现符合慢性硬膜下血肿的发展特征,所以采信了信阳市公安局对杨宽亮的法医鉴定符合慢性硬膜下血肿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鉴定结论。被害人杨宽亮头部受伤部位伤情加重符合一般医学规律,虽然中间间隔时间较长,但不影响将被害人的重伤结果归咎于被告人。最终法院认可了被告人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时间间隔对因果关系成立没有影响。
  当然,时间间隔太长还会对因果关系产生另外一种影响力。类似于同类案件中的黄朋等抢劫案、柯金星等绑架案那样,由于时间间隔太长,案情发展变化无法为人们所准确认知,在认定危害结果与先前行为之间因果关系时疑点太多,其实本质上是证据问题,本着疑罪从无原则,不宜认定存在因果关系。这样的态度无疑是符合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理念的,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我们在将一个人推入犯罪深渊之前,要假定这个人是无罪的,带着有罪推定的眼光是很容易造成判断失准的。无罪推定就要求我们在判断案件因果关系时,一定要讲究证据,要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如果一个案件中因为危害结果与实行行为的间隔太长,认定二者因果关系存在诸多疑点时,我们宁可错放也不能错抓,要彻底地贯彻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此时就不能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2.自然因素的介入
  样本案件里,也存在自然因素介入实行行为过程而影响到因果关系判断的案例,其中,陈章奇过失致人重伤案较为典型,其案情和判决如下
  被告人陈章奇与同村村民陈庆根素来不和。1998年6月22日上午,陈章奇和其兄在院子里收拾粮食,准备去交公粮。这时陈庆根从其家门前经过,因陈庆根骂了陈章奇而引起双方厮打。厮打中陈庆根从地上检起石头砸了陈章奇的手(虎口处),陈章奇即用木棍朝陈庆根的胸部夯了一下,致使陈庆根头朝后摔倒在地,头磕在地上的一块石头上,造成头部硬膜外血肿,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一审时被告人陈章奇辩称,我没有打被害人,他头上的伤是他自己摔倒磕的,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舞钢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章奇用木棍夯陈庆根,致使其摔倒在地,头磕在石头上造成重伤。陈庆根虽非直接为被告人打伤,但因被告人的殴打致其倒地而受伤,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间接)故意伤害罪。被告人辩称被害人的伤是他自己摔倒所致,经查被害人是因被告人的殴打才倒地摔伤的,被告人对此结果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故其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判决:被告人陈章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二审时,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害人被棍夯中胸部倒地磕在石头上造成重伤,是陈章奇未曾料到的,属于疏忽大意,陈章奇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原审法院认定陈章奇对此结果持放任态度,构成间接故意之说与刑法理论相悖,且无相应的证据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定罪量刑不当,改判陈章奇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本案中,被告人陈章奇对被害人陈庆根实施殴打行为之后,致陈庆根摔倒,而恰巧此时由于地面上的石头这一自然因素介入,导致了被害人重伤的结果。设想如果没有这个石头,也许就不会有被害人重伤的结果,可能被告人就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但案件的严重结果已然造成,发生过的事件是不容假设的。此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严重后果该不该归咎于被告人陈章奇,其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地面上石头的出现是否会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
  从案件审判情况来看,原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主要争议点在于被告人主观心态是间接故意还是过失,最后二审认定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从而改判。至于被告人陈章奇的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的危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两级法院都一致认为被害人摔倒在地,头磕在石头上的重伤结果应当归咎于被告人,也即承认被告人行为与被害人重伤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法院断定因果关系成立应当说是妥当的,在此基础上的案件处理结果也应当说是合理的。此案中,地面上的石头这一自然因素,在实行行为之后对因果关系进程造成重大影响,造成严重后果,可当成介入自然因素对待。法院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并没有受到自然因素—地面上的石头介人的影响,石头作为自然因素其并不能独立引起被害人重伤的结果,其发生作用的时空条件是被告人的伤害行为致使被害人摔倒在地。在法官断案的逻辑中,其实暗含了自然因素不能问责,唯有人的行为可以负责的态度倾向,这也是责任主义的应有之义。
  任何因果关系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结果的发生总脱离不了人的行为。本案中被害人重伤结果由两个条件造成:一是被告人殴打行为导致其摔倒;二是地面上的石头致其重伤。这两个条件对造成本案严重后果缺一不可,但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关注人的行为,石头这一自然因素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能独立引起被害人受伤的结果的,只能作为造成严重结果的一个条件,而不能成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故被告人殴打行为与重伤结果之间就是仅存的唯一刑法原因。
  上述案件情况只能代表自然因素介入型因果关系判断的一个侧面,即正常的自然因素介入,其不能独立引发最终危害结果的,不影响原有因果关系的成立。但有时候我们还会遇到异常的自然因素介入的情况,此时自然因素才是造成最终危害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原有因果关系不成立。本文没有搜集到关于异常自然因素介入型因果关系的实务案例,在此不再展开论述。至于如何判断是正常或者异常,这需要依赖于相当性判断,结合案件实际情况从一般人生活之经验来判断介入的自然因素能否独立地引发最终危害结果。
  归纳起来,自然因素是否能对因果关系判断产生影响,关键是看自然因素在案件因果进程中能够独立地、异常地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正常的自然因素介入虽然会增加被害人风险,但危险的实现是符合一般人认识经验,没有超出一般人经验所能认识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因素没有独立地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不会阻断因果关系链条。本文讨论的案例中,自然因素的介入都没有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产生决定性影响,没有改变因果关系进程,不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但有时候异常自然因素的介入会独立地引起危害结果,提前实现更高的风险,那么这时候异常自然因素就可以阻断先前因果关系链条,从而否定先前行为与严重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七、结论
  通过上文对样本案件类型化分析,本文得出了一些关于因果关系的判断规则。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司法实践中法官判断因果关系问题时的倾向,也为今后司法实践中判断因果关系提供参考。
  1.客观自然条件和特殊体质都不应影响因果关系的判断。
  2.被害人自主行为介入,阻断先前行为因果关系;被害人被迫行为介入,不影响因果关系成立。
  3.在因果关系进程中介入第三人行为时,如果第三人行为不能独立地引发危害结果的,先前行为的因果关系成立;如果第三人行为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先前行为的因果关系不成立。
  4.危险结果的出现符合一般人认识规律,没有出现异常的,时间间隔再长也应认定因果关系成立。有时候因时间间隔太长,因果关系认定疑点太多,证据上不能认定时,依据疑罪从无原则,不宜认定存在因果关系。
  5.正常的自然因素介入,其危险性不足以独立地引发严重危害后果,最终危险的实现没有超出一般人认识经验,因果关系成立;异常自然因素的介人提前实现或引发更高的风险,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因果关系不成立。
  虽然本文力图提出了因果关系判断的一般规则,但仍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一般性判断规则并非万能。判断规则本身借助于相当性判断,也容易招致质疑。所谓相当因果关系无非是按照人类的社会经验所认识到的,在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实施某种行为就会由它产生某种结果的这种高度盖然性。这种认识是可以怀疑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认识能力的扩展,原有的社会经验规则也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因此,在判断因果关系问题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要采用不同的判断方式。只要是在符合刑法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能恰当地解决案件中因果关系判断问题,任何判断方法都是值得尝试的。
注释:
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网址:http: //vip. chinalawinfo. com/Case/。
  对于北大法宝中的案例,在引用时本文都做了简化处理,只给出判决书(裁定书)的具体年份、案号,不再一一罗列案例所在北大法宝的详细网址。读者可自行登录北大法宝查找或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得。
  截至2010年10月底,分别用关键词“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具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等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中进行搜索,共找到了有关因果关系的案例1200余个。
  这些案例具体包括:陈建贵容留他人吸毒案,陈月兰非法行医案,陈章奇过失致人重伤案,陈兆发故意伤害案,陈智勇故意伤害案,邓少华等故意伤害案,杜花过失致人死亡案,杜志芳非法行医案,段会芬等被控侮辱宣告无罪案,范建雄寻衅滋事案,范添茂玩忽职守案,范修雪交通肇事案,顾某等故意杀人、聚众斗殴案,郭跃满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何波等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毒品案,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胡健雄玩忽职守案,胡万林非法行医案,黄路等玩忽职守宣告无罪案,黄朋等抢劫案,黄永华故意伤害案,黄占元非法行医案,金海亮等抢劫案,靳昭过失损毁文物案,柯金星等绑架案,李春等抢劫案,李洪辉等故意伤害案,李家波故意杀人上诉案,李俊等4人滥用职权案,李某、沈某某、杜某某故意杀人案,李伟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李文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李志锋故意伤害案,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林必安等重大责任事故、交通肇事案,林贻臣等玩忽职守案,林志彪强奸案,刘权等故意伤害案,刘小芹非法行医案,刘旭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刘永志非法行医案,栾伟等故意伤害案,牟伦秀交通肇事案,潘校金故意伤害案,裴正国故意伤害案,彭某等故意杀人、聚众斗殴案,彭达祥非法行医案,彭观明等故意伤害案,邵宏海交通肇事案,宋会冬伤害致人死亡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案,宋良虎、殷海军故意杀人案,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王安新故意伤害案,王巧云等人非法经营案,王寿明等故意伤害案,王照双强奸、盗窃案,翁余生滥用职权被宣告无罪案,向延文等玩忽职守案,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幸发芬侵犯商业秘密案,严某某等故意伤害案,严庆同故意伤害案,杨本均故意伤害案,杨开全等滥用职权案,姚志强故意伤害案,余守仁非法行医案,张德军故意伤害案,张宏凯被控故意杀人宣告无罪案,张某非法行医案,张栓成过失致人死亡案,张晓敏非法行医案,赵敏东非法拘禁案,郑其棠被控故意伤害宣告无罪案,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检察院诉高知先、乔永杰过失致人死亡案,周洋等故意伤害案,朱平书、刘超危险物品肇事案,朱兴荣滥用职权案,朱永红失火案。
  [美]约书亚·德雷斯勒:《美国刑法精解》,王秀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
  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155页。
  在对介入因素进一步分类过程中,笔者发现行为人有时候可能在其犯罪实行行为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又介入自身其他行为从而影响到因果关系判断。如故意杀害他人后,又将“尸体”抛下悬崖的,后经鉴定被害人是摔死而不是被杀死即是适例。此时在讨论因果关系时就不得不考虑行为人后续介入行为对因果关系进程的影响了,本文中将这种情况放在介入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中加以研究。此处的行为人行为是指行为人犯罪实行行为之外的后续介入行为,其本身可能是行为人故意、过失或者无罪过状态下作出的行为。
  此处的介入情况下的自然因素不同于原有条件中的自然条件,故本文在称谓上加以区分。原有条件中称为自然条件,介入因素中称为自然因素。之所以这样区分,是本文研究过程中发现,原有条件中自然条件一般都不影响因果关系成立的判断。而在实行行为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如果介入自然因素,有时候介入的自然因素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此时原有因果关系就会被阻断;而有时候介入的自然因素并不能独立引起危害结果发生,因果关系判断不受其影响。因此,在判断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时介入情况下的自然因素的影响力就不同于原有条件中的自然条件,故需要单独加以分析研究。
  共5例,分别是:靳昭过失损毁文物案、李春等抢劫案、邵宏海交通肇事案、朱平书、刘超危险物品肇事案、朱永红失火案。
  共14例,分别是:陈月兰非法行医案、洪求皮过失致人重伤案、黄占元非法行医案、李俊等4人滥用职权案、廖钊朋等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刘旭被控过失致人死亡宣告无罪案、刘永志非法行医案、裴正国故意伤害案、彭达祥非法行医案、宋会冬伤害致人死亡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案、孙勇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张某非法行医案、张栓成过失致人死亡案、周洋等故意伤害案。
  共14例,分别是:陈建贵容留他人吸毒案、陈兆发故意伤害案、陈智勇故意伤害案、董怀成故意伤害案、段会芬等被控侮辱宣告无罪案、郭跃满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柯金星等绑架案、彭某等故意杀人、聚众斗殴案、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王照双强奸、盗窃案、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姚志强故意伤害案、张德军故意伤害案、赵敏东非法拘禁案。
  共6例,分别是:金海亮等抢劫案、李志锋故意伤害案、牟伦秀交通肇事案、宋良虎、殷海军故意杀人案、向延文等玩忽职守案、严庆同故意伤害案。
  共7例,分别是:董怀成故意伤害案、杜花过失致人死亡案、黄朋等抢劫案、黄永华故意伤害案、柯金星等绑架案、王安新故意伤害案、郑其棠被控故意伤害宣告无罪案。
  自然因素介入型在样本案例中没有找到特别适合的案例,之所以选用陈章奇过失致人重伤案是因为在陈的案子里,石头这一自然因素可以理解为在犯罪实行行为之后或者行为同时对危害结果起作用。
  共5例,分别是:靳昭过失损毁文物案、李春等抢劫案、邵宏海交通肇事案、朱平书、刘超危险物品肇事案、朱永红失火案。
  摘引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0]东刑初字第225号,审结时间:2000年7月4日。
  夏勇:《定罪与犯罪构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陈兴良主编:《刑法方法论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295页。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共14例,分别是:陈建贵容留他人吸毒案、陈兆发故意伤害案、陈智勇故意伤害案、董怀成故意伤害案、段会芬等被控侮辱宣告无罪案、郭跃满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柯金星等绑架案、彭某等故意杀人、聚众斗殴案、汤增国等滥用职权案、王照双强奸、盗窃案、谢松林等非法拘禁案、姚志强故意伤害案、张德军故意伤害案、赵敏东非法拘禁案。
  摘引自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3]顺刑初字第692号,审结时间:2003年10月20日。
  摘引自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7]同刑初字第231号,审结时间:2007年9月22日。
  于志刚主编:《案例刑法学(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摘引自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7]临刑初字第5号,审结时间:2007年2月7日。
  张军、姜伟、郎胜、陈兴良:《刑法纵横谈(总则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
  摘引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5]二中刑初字第23号,审结时间:2005年3月4日。
  但案件的发生是有其具体性的,如果本案是10楼,跳楼几乎没有生还可能性的情况下,被害人选择跳楼的话,就不应当将死亡结果归咎于被告人了。
  共6例,分别是:金海亮等抢劫案、李志锋故意伤害案、牟伦秀交通肇事案、宋良虎、殷海军故意杀人案、向延文等玩忽职守案、严庆同故意伤害案。
  摘引自湖北省远安县人民法院[2006]远刑初字第22号,审结时间:2006年5月25日。
  参见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人民法院王贵林撰写的关于牟伦秀交通肇事案的案例评析和编后补评,网址:http: //vip. chinalawinfo. com/Case/displaycontent. asp? gid= 117529176, 2011年2月23日访问。
  摘引自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1993]刑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审结时间:1993年2月16日。
  摘引自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0]息刑初字第64号,审结时间:2000年8月9日。
  [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37页。
  介入的自然因素对因果关系判断的影响力不同于原有条件中的自然条件。详情参见脚注21。
  摘引自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0]平刑终字第51号,审结日期:2000年3月8日。
  甲欲杀害其女友,某日故意破坏其汽车的刹车装置。女友如驾车外出,15分钟后遇一陡坡,必定会坠下山崖死亡。但是,女友将汽车开出5分钟后,即遇山洪爆发,泥石流将其冲下山摔死。死亡结果的发生和甲的杀害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摘引自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卷二多选题41题A项。
出处:《刑事法判解》
 
分享到: 豆瓣 更多
【打印此文】 【收藏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