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研究 / 学术观点 / 正文
学术研究

观点精编 | 时延安、敖博:民营经济刑事法制保护的政策目标及实现

2021/8/26

作者简介 /Profile/


「时延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敖   博」中国人民大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法学”栏目,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以下内容为文章节选。转载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公众号。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完善促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为实现这一发展目标,我国社会主义刑事法制也应相应加以完善,以在制度和机制的法律“供给”方面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局面。

刑事政策和刑事法制受国家基本制度和政策的直接影响。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变化以及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基本政策,决定了民营经济刑事法制的政策目标,并在刑事法制及实践中相应表现出来。当前,有关保护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为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提供平等刑事保护、保护非公有主体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三个方面。

在现行刑事法制下,仍有一些制度和机制上的约束条件影响了民营经济保护刑事政策目标的实现。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的差异化治理格局。比如:行为性质相同的犯罪入罪标准存在差异、法定刑存在差异;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一些背信类犯罪主体和一些涉及失职、滥用职权犯罪主体限于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而对实践中民营企业“内鬼”危害公司利益的行为,现行刑法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从更深层次分析,这种区分对待反映了国有经济主体和非国有经济主体不同的治理结构和风险应对能力。

二是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刑事法制。虽然早在1987年《海关法》就将单位规定为犯罪主体,但以自然人为中心构建的刑事法制迄今并没有进行全面的适应性调整:(1)刑法及司法解释对单位犯罪的界定始终处于模糊状态,在司法实践中更是简单化处理,有关单位犯罪的教义学研究也步履蹒跚;(2)现有刑事诉讼制度没有为单位诉讼作出符合组织体特点的详细规定;(3)缺乏对涉嫌犯罪单位的法律救济和“退出”机制;(4)缺乏犯罪后的矫正、救助机制。

三是对单位惩罚的“双轨制”。如何区分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是我国法律实践中的一个难题,这在认定单位法律责任中同样存在。行政处罚与刑事惩罚的调整范围界限不清,给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政策上,“可抓可不抓不抓,可判可不判不判”对执法、司法工作人员把握尺度具有指导意义,但在法律适用上必须有清晰、可操作的适用标准,以确保法律的平等、准确适用。

完善民营经济刑事法制保护要秉持治理的思想,应从预防、追究和救助三方面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机制。

一是要构建民营企业刑事风险预防机制,重点是合规建设与反有组织犯罪。一方面,民营企业应通过加强合规建设来防范腐败以及其他类型的内部刑事风险,同时发挥行业监督和律师专业服务的作用,并由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合规建设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应从市场准入、资格审查等方面建立负面清单,将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排除于合法的市场秩序之外,同时完善针对有组织犯罪侵害的举报制度,建立有组织犯罪的风险提示机制等,以防范民营企业外部刑事风险。

二是对涉及民营企业刑事案件的处理应采取最低干预经济活动原则。首先,应合理且正当地解决民营企业刑事责任问题。(1)刑法不具有规制市场经济行为的功能,对市场经济行为的规制应主要依靠国家的行政管理力量。(2)应明确刑罚权参与市场经济治理的角色,将对民营企业的刑事追究与行政处罚中具有排斥于市场之外功能的类型相联系做纵向比例性判断;在区分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时应考虑是否可能给消费者或其他市场主体造成财产、人身损失。(3)应合理适用单位犯罪条款,将单位内部治理结构和运营方式存在重大缺陷作为刑事归责的基础;单位违反经济规制的行为只有在对个体性法益至少造成抽象危险时才应作为犯罪处理;充分考虑刑罚适用的特殊预防功能。其次,应为涉案民营企业产权设立法律程序保障机制,对此,应重点厘清证据与违法所得的关系,并对侦查活动中的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确立必要性审查机制。

三是构建涉刑案民营企业的救助体制,可以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其一,在单位经济犯罪刑事诉讼中引入和解程序。处理涉及经济领域的案件,仅仅考虑刑事责任追究是不够的,更要解决因犯罪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如果涉案民营企业能够及时、全力挽回损失,主动取得被害人谅解并达成意思一致,就应当认可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合意,进而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给予充分考量。其二,设置以促进合规建设为内容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其条件是要求涉刑案企业制定合规计划并予以全面落实,同时考虑企业在挽回他人经济损失方面的具体计划和实施能力;其决定由检察机关作出,并由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考察,必要时聘请第三方专业人士给予协助;如果单位在一定期限内未履行合规建设承诺,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诉,并建议法院在量刑时考虑该单位未能履行合规建设承诺的情节。其三,为涉刑案民营企业设立托管。对此,应遵循法定原则赋予法院决定托管的权力,同时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使得刑事法制与公司治理结合起来,帮助民营企业渡过因涉及刑事案件而遇到的生存危机,并借由托管机制以外力改变内部治理结构。

分享到:

研究人员

查看更多+

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学术著作

查看更多+

十年前行的中国法治

编辑荐语:(100字左右) 本书回顾了2010—2019年中国最受关注刑事案件中的10起刑事案件,对案件进行深入挖......

出版年:2021年 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