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施行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争议，实质上是检、法两家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主导权认识不一致。根源在于立法态度暧昧不明，没有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从宽”逻辑。立法者之所以不肯明确承认量刑协商，是因为看到了“协商”背后隐藏的系统性风险。在以调查模式和层级模式为建构原则的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协商”承载的是与之不相容的纠纷模式和同位模式的基本逻辑。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进一步本土化的问题。对此有两种处理方案，一是管控冲突的烈度，重新定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与功能，使之实现从“案件处理机制”到“案件查明机制”的转型；二是管控冲突的范围，为“协商”施加适用范围上的限制。

　　（以上依据《比较法研究》《中外法学》，张宁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