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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郭建安:菲利和他的《犯罪社会学》

2020/12/24


郭建安

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研究员

《中国法律》杂志社社长

恩里科·菲利(Enrico Ferri,1856-1929)是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他与龙勃罗梭、加罗法洛被誉为“犯罪学三圣”,是刑事科学中实证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被称之为该学派的“首席建筑师”。在这三圣中,菲利的人生若以时下的网络潮语来形容,可是足够斜杠的。

除了授业和著述之外,他还除了授课和出版著作之外,还参加了意大利政党并担任领袖,常年担任国会议员,在国内外发表演说,多次在知名案件中进行法庭辩论,不断在国际专业会议上发声,主持起草意大利刑法典,应邀访问多国协助起草刑法典,因而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笔者将其沸腾的一生和著名学术观点简述于此,以期对眼下风平浪静的学海激起一丝波澜。


目次

一、作者菲利的沸腾人生

二、菲利的政治倾向

三《犯罪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作者菲利的沸腾人生

菲利于1856年2月25日生于意大利曼图亚省的圣贝内德托一个经营食盐和香烟等日用品的小店主家庭。他的早期教育有些混乱,先是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后进入当地一所学校接受了两年教育,但是没学到什么。而后,他试图跳级,因考试失败,便转到另外一所学校,但因对自行车运动过度狂热而差点被开除,父亲便以从事体力劳动相威胁。
经过一周的悔过,菲利回到了学校,并成功地通过了毕业考试,进入维吉里奥高中学习。在高中教育阶段,菲利深受刚刚出版的《作为实证科学的心理学》作者罗伯特·阿迪格大师的影响,醉心于哲学研究,声称在阿迪格的讲座中找到了“决定其一生科学志向的智慧食粮”。他高中的数学成绩不错,对拉丁文亦有兴趣。

Enrico Ferri,1856-1929
高中毕业后,菲利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大学的前两年,他热衷于课外活动,去听“古典派”主要代表人物彼德罗·埃莱罗的法医学和刑法学讲座。到第三年,才稳定下来认真学习。正是在这一年,菲利构思了一篇批驳古典派作为理论基础的自由意志概念的论文。他认为,意大利刑法中隐含的自由意志概念是虚构的幻想,根据这一幻想建立的罪犯道义责任是虚假的,应当让位于社会责任或法律责任的概念。每个人对其行为都负有社会责任,是因为他是社会的一员,而不是因为他能够选择非法行为。
在向古典派理论发起首次冲击之后,菲利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到比萨大学就读。当时,公认的传统刑法哲学大师和领军人物弗朗西斯卡·卡拉拉在该校任教,主持刑法课程。菲利在这里听讲座,与每个人就自由意志问题进行争论,并因而获得了“自由意志菲利”的绰号。
同时,他以自己的一套方法训练演讲,为从教积极做准备。为了使吐音轻松,他反复锻炼肺功能,并努力养成表达清晰和条理分明的习惯。他每天强迫自己在亚诺河滩上的不同地点,从事先准备的一系列需要展开和提高的题目中随机抽取的一个主题,大声自言自语谈论一个小时。
菲利在这一学年还修改了他的论文。到学年结束时,卡拉拉对这个21岁的对手,既觉得有趣,又感到受刺激,一度惊叫:“菲利不是来向我们学习的,而是来教我们的。”并让菲利就新观念下的犯罪未遂为题做了一场讲座。1877年,菲利借驳斥自由意志论的毕业论文一展才华,不但顺利获得了学位,而且还赢得了一份奖学金。
1878年,菲利利用这份奖学金到巴黎做了一年的访学,研究法国自1826年开始刑事司法统计之后50年的犯罪趋势和特征。在巴黎期间,他花大部分时间为这个计划收集资料,也到梅尔齐学院学习德文,去听政治理论家拉布瓦和自然人类学家夸特雷夫的讲座,还为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欧洲评论》上。
菲利在评论中赞扬龙勃罗梭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对大量案例的追踪分析,称这些案例为研究普遍的司法原则包括古今刑法论著中都未触及的活生生的犯罪人,提供了生动的科学资料。但是,对于龙勃罗梭提出的犯罪是社会必需品的观点,菲利不予认同。他认为犯罪不是一种社会需要,而是在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免的现象。
在巴黎的一年,菲利在夸特雷夫的讲座和伽利略、培根的归纳方法论影响下,完成了自己的实证教育。他将一年前的毕业论文编辑出版后,寄给龙勃罗梭一本。龙勃罗梭的评价是:“菲利还不够实证。”菲利很不服,向朋友抱怨:“难道我一个法学家为了足够实证也去测量罪犯的脑瓜骨吗?” 后来,菲利反思,在对问题的分析论证上,自己确实依旧采取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经院式的逻辑推理方法,而这些方法与实证学派是格格不入的。
1879年,菲利从巴黎回国之前,向罗马高等教育理事会申请了名义上的刑法讲师资格,向都灵大学申请了有权举行考试的刑事诉讼法讲师资格。在都灵大学面试时,菲利以陪审团制度为题在考试委员会面前做了讲演。
在演讲中,他坚决反对陪审团对普通犯罪的审判,认为在以科学为导向的法庭程序中,受过社会学和心理学训练的法官才能恰当地处理罪犯。讲演非常成功,使他顺利获得了都灵大学的讲师资格,后来他将演讲稿扩展成一部专著出版了。向罗马高等教育理事会的申请起初并不顺利,一位非常有影响的理事反对他的激进观点,但最终他还是获得了资格。随后,他在都灵大学做了关于刑罚替代措施的讲座,首次提出了犯罪饱和理论,即一个国家的犯罪水平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环境及其变化决定的。
从巴黎回国之后,菲利到都灵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龙勃罗梭。他要思考关于犯罪、刑罚和罪犯的原理,认为事实应当先于理论,所以要研究罪犯和监狱,龙勃罗梭当时是这所大学的法医学教授。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他不断访问监狱、精神病院和实验室,同时为龙勃罗梭创办的杂志《精神病学档案》创刊号撰稿。
菲利撰写的这篇关于犯罪人类学与刑法关系的论文,首次对犯罪人进行了分类,提出了著名的五分法。他认为,对犯罪人的科学分类是理性的刑罚制度的基础。菲利与年长20岁的龙勃罗梭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友谊善始善终,维系终身。菲利的很多思想都源于龙勃罗梭的启发,同时他作为社会学家将龙勃罗梭的概念与社会学概念进行整合,对龙勃罗梭的影响也不小。
在读研、讲座和著述的同时,菲利将他在巴黎研修期间收集的法国犯罪统计资料进行梳理和分析,写成了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龙勃罗梭的研究仅局限于惯犯和精神病犯,只触及了犯罪问题的很窄一面,并首次提出了犯罪的三因论,即犯罪现象与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同在一个不可分解的网络中的多重原因导致的,包括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他对法国犯罪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自1826年后的50年里,法国的犯罪大幅增长,期间自然因素和人类学因素没有多大变化,因而肯定是急剧变化的社会因素造成的。菲利初次以实证方法对法国50年犯罪趋势的研究很成功,也获得了承认。两年之后,他被任命为意大利司法和公证统计委员会的成员。
1880年,菲利的母校博洛尼亚大学的著名古典派主要代表彼德罗·埃莱罗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刑法教授一职出现空缺。埃莱罗大师尽管与菲利学术立场迥异,但竟然在离职时推荐菲利继任了他的职位。因而,年尚不满25岁的菲利在毕业仅3年之后就成为母校的刑法教授。同年12月,菲利做了一次关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新视野》的讲座,一名听众将这次讲座称之为该校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正是从这次讲座开始,菲利逐渐形成了《犯罪社会学》的书稿。
在博洛尼亚大学任教后,菲利开始了他的实证教学,带领学生去考察刑罚机构和精神病院,以实现其一直坚持的信念,刑事司法应当由了解罪犯的人掌管。1881年秋,菲利开始一项对699名囚犯、301名精神病人和711名士兵的研究计划。他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将士兵作为囚犯和精神病患者的对照组,查阅监狱档案,从监舍和院落分别观察囚犯,用半个小时与每个囚犯交谈,进行生理和心理检测。这项研究耗时3年,获取的资料都用于撰写《自杀—杀人》论文和《杀人罪》专著了。
1882年,菲利离开博洛尼亚前往锡耶纳大学任教。在锡耶纳大学的4年,菲利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卓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包括《作为一种社会功能的刑罚权力》《实证派刑法》《集体财产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与犯罪》,发表了《自杀—杀人》论文,出版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新视野》第2版。在1885年举行的国际监狱大会和同时举行的首届犯罪人类学大会上,就监狱改革做了发言,称独居制是20世纪最大的错误。
1884年,菲利在学业有成的同时,爱情也获得硕果,与一名可爱的佛罗伦萨姑娘卡米拉·瓜尔内里结婚。这对夫妇养育了两儿一女,婚姻非常圆满。
1886年,他离开了平静的大学环境。1884年和1885年,曼图亚省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运动,农民们切断灌溉系统、举行罢工、夺取土地,对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合统治造成严重威胁,被当局以煽动内战罪起诉。
在这场农民运动中,菲利作为刑法学教授和律师勇敢地站出来为在斗争中被捕的和被控告的农民辩护,在法庭上做了社会经济方面的演讲,促使法庭将这批农民无罪释放。从此,他蜚声全国,被人们誉为“神奇的菲利”。[ 黄风:《关于菲利及其刑法思想的几点探讨》《法学评论》1985年第3期第6-11页。]
当年5月,曼图亚省选举他为国会议员,后来又在不同的选区连续11次当选,直至1924年他自己辞职。菲利的初次当选是他个人的胜利,因为他没带任何党派的标签,而且是一个年仅30岁的年轻学者。菲利参政后便放弃了锡耶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举家迁往罗马,但仍以自由讲师的身份在罗马大学授课,并继续就实证派及其使命著述立说。
1890年,菲利接任比萨大学刑法学教授卡拉拉的职位。当时,意大利盛行马克思主义,最初支持他入选议会的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纷纷加入了1892年新成立的工党。菲利一方面由于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出于对选举他为议员的选民的忠诚,也于1893年加入了该党,因而便失去了在比萨大学的教授职位。
1892年,菲利在倡导刑法改革一直无果的情况下,自己创办了《实证学派》杂志,与路易吉·卢基尼主编的古典派刊物《刑罚杂志》对垒,为实证派学者提供平台,宣传实证派思想,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章。菲利一直担任该刊的主编或编委会主任,直到去世。
1893年,菲利失去比萨大学的教职后,再次举家迁徙,又从罗马搬到了圣多米尼克,全身投入政治。但是,菲利很快就发现工党在国会里非常脆弱,因而便开始对公众进行启蒙,不停地到全国各地演讲,以提升工党在国会的地位。菲利的传记作者弗兰基称,菲利的妻子说,菲利在20多年里,每年365个日夜里有200个夜晚是在火车卧铺上度过的。
他成了卓越的人民演说家,就科学、历史、经济、社会等领域的40多个主题巡回演讲。全意大利的每一个村落,他都至少踏足过一次,而在城区演讲次数更多。1896年,意大利工党改名社会党,并决定创办党报《前进报》,菲利通过外出演讲3周,筹集了创刊所必需的10 000里拉经费,不久就担任了该报的主编,直到1905年。
在国会里,菲利不止一次令举国瞩目,特别是1899年领导阻挠政府议案通过和1903-1906年发起对海军部的贪腐调查这两件事。当佩卢反动政府企图颁布限制人民集会和出版权利的法令时,菲利在议会中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同上。]对海军部的调查曾导致他陷入了刑事诉讼,海军部长起诉他诽谤,法院判处他11个月监禁。但是,国会最终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会调查发现菲利的指控属实。国会因而对他公开称赞,并撤销了针对他的判决。
1906年,菲利应邀接任罗马大学刑法学教授因派罗梅尼的职位。因为他的政治见解过于激进,而政府更属意立场保守的刑法学家,使他十多年中多次与这一职位和其他大学的教授职位擦肩而过,尽管他以自由讲师的身份在多所大学进行讲座,甚至还多次到国外授课。1895年至1903年间,他每隔一年都前往布鲁塞尔大学开设课程。1889年至1901年,他到巴黎高等社会研究院授课。他还到过荷兰的大学和佛兰德大学旅行教学。
1908年,菲利到南美游学,尽管主办者选择的题目都是面向大众的,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10天里,他做了80场演讲。2年之后,菲利应一些大学的邀请,再次回到南美,面向专业人员做了多场讲座。
在向公众与专业人员演讲的同时,菲利也积极参加相关国际会议。他参加了几乎各届国际犯罪人类学大会,多次参加国际刑法协会大会(当时为国际刑事学会议)、两次参加1885年在罗马举行和1925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监狱大会。通过在这些国际会议上的发言,菲利的观点在国际上更负盛名。
1912年,菲利在罗马创立应用刑法和诉讼学院,因为实证派非常强调法官的培训和所有处理犯罪或罪犯的人员的专业化。学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招收了许多学生,其中还有不少外国学生。
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实证派的收获季节到来了。菲利应中学校友、意大利司法部长卢多维科·莫塔拉之邀,出任新刑法典起草委员会主席,当时的刑法典已经实施30多年了。一开始,委员会拟由不同学派的成员组成,但由于一些成员辞职,最终实证派占了上风。1921年,起草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修改方案,总体上是实证主义色彩的,尽管包括了与古典派达成的一些妥协。这个草案被翻译成了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在欧美广泛传播。
1921年4月,美国著名法学家、西北大学法学院院长约翰·J·威格莫尔给菲利回信写道:“很高兴收到了意大利新刑法草案,粗略一看就能发现它是一部杰作。这是对您长期耐心而精妙地传播实证主义的巨大回报。您的思想转换成了法典。我希望国会能够批准它。”
其实,菲利始终未曾到实证主义影响最大的美国讲过学或做过演讲,哈佛大学校长曾邀请其1929年前往讲学,但尚未成行他就辞世了。然而,尽管这部刑法典草案在国内外好评如潮,但还是随着一战后法西斯在意大利当政而被弃置一边了。法西斯政权不久便另起炉灶,重组刑法典修订小组。
菲利虽然也位列其中,但他的政治热情几乎耗尽,退出了社会党,因为他觉得社会党的软弱、妥协,“既不知道如何发动革命,也不想承担掌权的责任”。
1924年,菲利又辞去了众议员职务。1927年,新的刑法典草案出笼,1930年法西斯的罗科刑法典获得通过。菲利认为尽管该草案具有“新古典学派的中庸色彩”,但同时觉得“它肯定国家权力,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包含了一些实证主义元素,包括他自己主持起草的新刑法典草案当中的一些条款,“是意大利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菲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落下了同情和支持墨索里尼的骂名。
1929年4月12日,菲利于罗马逝世。在去世之前,他又被提名为参议员,不过他直到离世也没有确认参选。
菲利一生追求真理、科学与理想,富有魅力与激情,被公认为刑事实证学派的领袖。他一生著述等身,主要有《实证派犯罪学》(1883)、《犯罪社会学》(1884)、《社会主义和实证科学》(1894)、《刑事防卫、刑法研究》(1898)和《罪行研究》(1901)、《刑法原理》(1928年)等。菲利是一个成功的出庭律师、著名的法庭辩论家、国会议员、社会主义报纸的主编、公共演说家、大学教授、许多备受尊敬的学术著作的作者和一份影响巨大的杂志的创办者。
他在刑事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提出了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如自由意志、刑罚的基础、死刑、陪审团制度、无罪推定、犯罪原因与预防、犯罪人的分类及其矫治对策和监狱改革等。他认为实证派培育了一门关于犯罪及其社会防卫的科学,称之为犯罪社会学。
刑法学是犯罪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犯罪社会学将刑事科学组合成一个体系。他的许多结论及其获得结论的方法对我们目前的研究和争论仍然具有很大启示,甚至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刑法一体化思想也可以在其犯罪社会学体系中找到痕迹。他沸腾的一生诠释了他对科学、真理与理想全力不懈的追求。

菲利的政治倾向

关于菲利的政治倾向,有些西方学者将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菲利自己也这么认为。1925年, 他在重读1886年为曼图亚省农民煽动内战案辩护的演讲辞时说,当时的辩护使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
事实上,那篇演讲辞完全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展开的,他称之为经济决定论。历史唯物主义证明,历史上的个体与社会的事实都是具有根本和决定作用的个体与集体经济状况的产物。另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他认同法西斯主义,甚至与法西斯主义结盟。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部分著作也有类似评述。[ 柯文:《菲利,愿你的著作为你正名》,载《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2期,第67~69页。]还有一些学者从学理上推导出,他的犯罪三因论 “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昭然若揭”;[ 周密:《论证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他的犯罪饱和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犯罪观的反动。[ 康树华:《犯罪学——历史·现状·未来》,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通过对菲利著作和平生所为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菲利在政治上始终站在其所处的时代前沿,在学术研究中逐步接近马克思主义,但不是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往马克思描绘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反对包括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暴力革命在内的一切暴力手段。这反映了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不彻底性或者中产阶级的民主改良思想。在其著作中,以下几个观点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显现他的政治立场。
(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菲利在著作中从多个方面谴责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谴责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由竞争。他认为,在就业岗位有限的情况下,所谓的自由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弱肉强食,是一种人吃人的变相形态。竞争者虽然不像原始人那样相互蚕食,但是会“通过诽谤、推荐、保护、金钱等手段搞垮对方,以保证最善交易者的地位,而使最诚实、最具才能和最富自尊心的人沦于饥饿的痛苦之中。”[ 恩里科·菲利:《实证派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其次,谴责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弊端。他认为“现代工业违反自然规律,妨害人类的天然作息。因为蒸汽机日夜工作,永不停息,所以太阳落山已不再是工人休息的信号,而是下一班工作的开始。这不仅适用于成年人,而且也适用于那些处于身体发展阶段的未成年人,因为他们的肌肉力量也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
此外,这还适用于在神圣的妊娠期内的母亲,她已变成了工业机械中的一个齿轮。你将会发现,把孩子留在家中,任其在污秽的生活环境中自生自长,那他这段历史必将被记录在犯罪统计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谓人类文明的耻辱”。[ 同上书,第140页。]
第三,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残酷镇压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政治犯。他敏锐地发现,统治阶级一方面欲为过去的政治谋杀犯树碑立传,以宣扬自己的胜利;另一方面,却像对待其他普通刑事犯一样,判处那些一心致力于革命理想的人,把新人类理想的先驱投入监牢,就像俄国把叛逆者托尔斯泰逐出教会一样。[ 托尔斯泰由于思想激进,背离基督教和东正教的传统教义,而于1901年被东正教逐出教会。参见潘新华:《对托尔斯泰宗教思想的重新认识》《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第10~14页。]
(二)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犯罪原因。菲利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他指出:“达尔文于1856年总结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以科学的名义打破了人类为万物之王和中心的堂堂幻想。”他认为, “以哥白尼、伽利略和达尔文的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在理论上都以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一种自然的和物质的变迁”。
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增长的犯罪现象的分析特别是他的犯罪饱和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着惊人的相似。他根据犯罪三因论得出的所谓“犯罪饱和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论述。
恩格斯在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现象之后指出:“犯罪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年年增长着,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殊的规律性在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流行的结果就是犯罪数量到处在增加……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3~624页。]
菲利基于犯罪三因论和犯罪饱和论得出的所谓“犯罪被动论”,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影子。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穷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上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宁愿偷东西而不愿饿死或自身,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 同上。]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犯罪,他基于社会主义将建立于友谊和社会正义基础之上的美好愿望,做出了颇为乐观的预测:绝大多数犯罪会减少,但是不可能消亡,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犯罪形态还会存在。从今天的情形来看,这个预测过于乐观了,与其同代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包含了很大的理想主义成份,但是比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初马克思主义犯罪学家关于犯罪在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的论调还是要低调得多。
(三)为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探求。他参与重建了意大利社会党,并多次为该党筹款,两次担任党的书记(1896,1904—1906),亲任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主编。作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带头阻止政府提案的通过,发起对海军当局渎职行为的调查。作为卓越的人民演说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教育和发动公众。
如上所述,他在20多年里,有一半以上时间在火车卧铺上过夜,就科学、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的40多个主题奔赴各地演讲。全意大利的每一个村落,他都踏足过至少一次。当然,由于交通便利他在城区演讲得更多。据统计,他总共做了600多场公共演讲。
(四)逐渐远离法西斯政权。对于他晚年与法西斯主义统治者的关系,一些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的学者认为他的社会防卫理论和犯罪分类方法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提供了镇压异己的理论基础。[ 柯文:《菲利,愿你的著作为你正名》《比较法研究》1987年第2期,第67~69页。]
但是,他自己的表述是,从法西斯政权所采纳的刑法草案中看到意大利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法西斯主义刑法中有一些刑事司法价值,肯定国家权力,反对古典派所倡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事实上,法西斯政权建立之后废弃了他主持起草的、在国内外深受欢迎的刑法修订草案,新搭班子另起炉灶完成了刑法典的修订。而且,菲利曾经两次担任领袖的社会党在1914年开除了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党籍,而墨索里尼执政之后解散了社会党。此外,还为刺杀墨索里尼的青年在法庭上进行过辩护。[ 黄风:《关于菲利及其刑法思想的几点探讨》《法学评论》1985年第3期第6-11页。]
实际上,菲利晚年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拒绝连任已经担任了长达38年之久的众议员。对于参议员的提名,生前始终未做答复。从法西斯政权和菲利的这些所作所为看,菲利从学术视角认同墨索里尼政权采纳的刑法草案中否定古典派个人主义至上的价值观念,但很难得出他在政治上认同法西斯主义和为法西斯独裁者镇压异己提供理论基础的结论。

《犯罪社会学》的主要内容

《犯罪社会学》的意大利文版首版于1884年出版,之后多次再版,他生前修订了意大利文的第5版。在做这个导读的过程中,我在Goggle上随手搜索了一下,就发现了24个不同的版本。而且,这本书先于其恩师龙勃罗梭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在英语国家出版,因而菲利在欧美国家的影响早于和大于其他实证派犯罪学家。
这本书共分为3章。第1章为《犯罪人类学资料》,用两节的篇幅分别论述了犯罪人类学的定义、起源、研究对象及其资料的应用局限性和犯罪社会学与犯罪人类学的不同。
菲利提出,犯罪人类学是指对犯罪人从生理和心理构成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关的生活所进行的研究,就像人类学对一般的人和各种人进行的研究一样。犯罪人类学源于19世纪欧美国家学者从人类学视角对罪犯生理结构和心理构成的研究,龙勃罗梭《犯罪人论》的出版标志着犯罪人类学成为一门区别于普通人类学的独立学科。
犯罪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人的器官构成和心理状况,研究成果为犯罪社会学提供资料,但是这些成果不能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所有犯罪人,仅适用于一定数量的、可以称之为先天性的、不可改造的和习惯性的罪犯之类的人。[(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15页。]
菲利将犯罪人划分为5类:精神病犯罪人、天生犯罪人、习惯性罪犯、情感犯和偶犯。在本书中,菲利并没有像一般教科书那样,对这5类犯罪人进行逻辑严密的定义,而是将主要篇幅用于对各类犯罪人的描述及其在犯罪人总量中所占比例的分析。下面的定义是根据他的阐述归纳出来的。
精神病犯罪人是指其反社会行为可以直接追溯到某种形态的精神错乱导致的人。作为原因的精神错乱可以是遗传的,也可以是后天发生的。许多刑法学家认为精神病人不负道义责任,所以不能成为罪犯,精神病犯罪人的表述逻辑矛盾。菲利则认为精神病人可以作为犯罪主体,连现行刑法也予以承认,只不过应更强调国家的义务,国家应当建立专门的精神病犯医院,用于监禁和治疗精神病犯罪人。
天生犯罪人是最常表现出犯罪人类学所确定的各种特征的犯罪人。这些人既残忍蛮横又狡猾懒惰,他们分不清杀人、抢劫或其他犯罪行为与诚实勤劳之间的区别。这类犯罪人具有某种天生的退化现象,使其倾向于犯罪。但是,假如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促使其犯罪的诱因的良好环境中,则终身不致犯罪。菲利反对“只要生来歪鼻或颅骨不正,就是注定要杀人或盗窃的标记”这样的观念。 
习惯性犯罪人是指因染上恶习而犯罪的人。这类恶习主要是因为社会对犯罪的预防和镇压措施无效而染上的。他们犯罪主要是由于污浊的环境引起的道德感薄弱而非先天的主动倾向所致。“他们在初次犯罪之后受到法律惩罚,被投进监狱或教养院,难免在其中更加堕落。”出狱后不仅得不到社会的关心和帮助,反而会受到鄙视,因此,“他们便不可避免地又回到犯罪道路上去。” 菲利认为这类犯罪人一般都未得到培养良好道德观念的机会,他们与天生犯罪人共享早熟和复发的特征。根据菲利的分析,惯犯所从事的犯罪主要是财产型的。
情感犯是指由于不可抗拒的冲动而犯罪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偶犯的一种类型,一般只进行人身犯罪,在全部侵犯人身犯罪中约占5%。菲利认为导致其犯罪的情感可以分两种:社会情感和反社会情感。社会情感有利于人类及人类集体,如爱、受到损害的自尊心等,通常有利于社会,是可宽宥的;反社会情感不利于人类集体的发展,如憎恨和复仇,它们是反社会的,是不能宽宥的。情感犯在犯罪或被捕之后即刻认罪,具有真诚而强烈的自责感,甚至犯罪后马上自杀。
偶发性犯罪人是指在没有任何先天固有和后天获得的犯罪倾向的情况下,由于经受不住个人状况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诱惑而犯罪的人。如果没有这些诱因,他们就不会犯罪或者不会继续犯罪。这类罪犯如不因监狱生活变得更加败坏,则有可能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去。偶发性犯罪人和天生犯罪人的主要区别在于天生犯罪人犯罪主要囿于犯罪人自身内在起因,而偶发性犯罪人犯罪的原因侧重在外部的诱发环境因素。[ 参见上书,第26—42页。]
这5类罪犯在罪犯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精神病犯和情感犯的数量最少,约占5-10%;天生犯罪人和惯犯约占40-50;偶犯约占40-50%。[ 同上书,第45页。]
这种五分法始终为菲利所坚持,而且他认为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直到晚年,菲利在修订《犯罪社会学》第五版(1929~1930年期间出版)时才加上了第六类犯罪人,即过失犯。他把过失犯解释为“由于缺乏预见、轻率或者不遵守规章而不是由于恶意而造成损害和危险的拟制罪犯,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危险程度。”菲利在修订这一版时没有把他的六分法整合到全书中去,而只是在犯罪人分类部分这么提了,在其他部分述及这一问题时仍然沿用五分法。]
菲利对犯罪人的五分法完全是根据犯罪人的特征这一个标准划分的,划分的目的是根据不同类型犯罪人的特征施以不同的矫治措施。他认为按照犯罪类型划分种类是最简单的划分,但没有任何意义。从划分标准一元论[在常见的犯罪学著作中、特别是我国的一些犯罪学著作中,对犯罪人的分类往往为对犯罪的分类所代替,而对犯罪的分类又常常不是根据一个标准,而是根据多个标准如犯罪侵害的客体、犯罪主体、甚至还包括犯罪的主观方面等,将犯罪划分为暴力犯罪、财产犯罪、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的角度看,菲利对犯罪人的分类至今对我们还有很大的启示。
本书的第2章为《犯罪统计学资料》。在这一章,菲利认为,对犯罪的强制和镇压措施的效果被极度夸大了,并充分利用欧洲国家的犯罪统计资料进行了论证。在这一章,他提出了著名的犯罪三因论:即犯罪的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49页。]菲利指出:“除非认为犯罪是特定生理和心理构成在特定自然和社会环境中作用的结果,否则不能对犯罪做出任何其他科学的解释。实际上,对人或动物的其他任何行为来说都是如此。”[ 同上书,第51页。]
罪犯个人所具有的人类学因素是犯罪的首要条件,可以从生理、心理和个人状况3个层面进一步分为3个次类。[ 同上。]罪犯的生理状况包括颅骨异常、脑异常、主要器官异常、感觉能力异常、反应能力异常和相貌异常及纹身等各方面的生理特征。
罪犯的心理状况包括智力和情感异常,尤其是道德情感异常,以及罪犯文字和行话等。
罪犯的个人状况包括种族、年龄、性别等生物学状况和公民地位、职业、住所、社会阶层、训练、教育等生物社会学状况。菲利认为,罪犯的生物社会学特征是犯罪统计学研究的对象。
犯罪的自然因素是“我们生活于其中,但并未予以注意的自然环境。”指气候、土壤状况、昼夜的相对长度、四季、平均温度和气象状况及农业状况。[同上书, 第50页。]
菲利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自然环境对犯罪的影响。
一是自然因素对经济状况的影响很大。恶劣的自然环境可能导致贫穷,而“贫穷是人体及灵魂的最剧烈的毒药,是一切不人道和反社会情感产生的根源。”
二是自然因素直接作用于个人,对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菲利指出:“自然环境通过神经系统对我们的身体运动有很大影响。刮北风与刮南风会使我们感到身体状况不同。加里波第在潘帕斯大草原时曾注意到,当潘帕斯冷风吹来时,同伴们就变得暴躁、容易争吵。潘帕斯冷风停止时,他们的行为就改变了。”]
三是季节对犯罪的变化具有明显的影响。[菲利指出:“犯罪统计学的伟大创始人奎特里特和奎里发现,犯罪行为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冬天发生的性犯罪比春天和夏天少。对此,我以前这么认为,今天还这么认为,如果冬天的财产犯罪增加,是气候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犯罪的社会因素菲利将社会因素概括为“任何足以使人类社会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条件。”其中包括人口密集,移民情况,公共舆论,习俗和宗教,家庭状况,教育制度,农业和工业生产和分配状况,政治、财政和商业生活,酗酒情况,公共管理,司法、警察、一般立法情况、民事和刑事法律制度等。[ 同上。]
在社会因素中,菲利特别重视贫穷对犯罪的影响。他认为贫穷影响人的情感和道德,进而可能导致犯罪。此外菲利还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自由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同类相食。有限的职业岗位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得,自己就业是以他人失业为代价的,形同弱肉强食。同时,财富的增长也滋生犯罪,如空虚的财富聚集者、食利者阶层不思体力和脑力劳动,沉溺于赌博、通奸的游戏之中。
关于个人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自对犯罪产生的影响,菲利认为是相对的,在不同的犯罪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社会环境对盗窃罪的产生具有不可否认的作用,但对杀人和猥亵奸污罪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要小得多。若进一步分析,三种犯罪原因在同一类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也因具体犯罪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就杀人和偶然杀人来说,偶然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环境(赌博、酗酒、公共舆论等)的结果,而杀人则更倾向于由于行为人的残忍、无道德感和因生理变态导致的精神病理学状况而产生。
同样,一些性犯罪和乱伦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批人被迫居住在不通空气或阳光、父母子女像牲畜一般男女混居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的产物。此外,还有一些主要是由于行为人的生物学状况(在明显的性疾病或不太明显的生物学异常的状态下)而引起强奸犯罪的例子。对于财产犯罪,偶发性盗窃主要是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所组成的,但在暴力盗窃特别是以抢劫为目的的凶杀案件中,行为人的生理和心理构成的影响更大。
自然环境对犯罪的影响也是如此。根据菲利对法国犯罪统计资料的分析,财产犯罪在冬天有规律地增长,应当是气候通过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影响而间接作用的结果,而激情犯罪和猥亵奸污罪在气温最高的月份和年份里增加则是气候影响的直接结果。
至于犯罪的周期性变化,无论增加或减少,菲利断定都是随着行为人的人类学因素和自然因素的相应变化而产生的。[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55-62页。]
据此,菲利在这一章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饱和法则”,即因为犯罪是一种由以上3类因素决定的自然现象,自然和社会环境,借助于行为人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个性倾向及其他偶然的刺激,必然决定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犯罪在质和量上的水平。“就像我们发现一定数量的水在一定的温度之下就溶解为一定数量的化学物质,但原子并不增减一样,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我们会发现一定数量的犯罪。”[ 同上书,第67页。]
根据“犯罪饱和法则”,菲利进一步做出两个判断。
一是认为犯罪具有机械规律性的观点是错误的。菲利指出,由于决定犯罪水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有时变化很大,因而犯罪水平不可能一成不变。一直保持不变的是一定的环境与犯罪数量之间的比例。确切地说,这才是“犯罪饱和法则”。犯罪统计不会一年又一年地总是保持在一个水准之上,而是存在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规律性。[ 同上书,第70页。]他用大量的篇幅阐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犯罪趋势主要是由于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改变而决定的。轻微财产犯罪在饥荒年代明显减少,伤害等人身犯罪与酒精消耗量明显成正比。
二是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救治犯罪疾患最好措施的刑罚的实际效果比人们期望的要小,原因是犯罪是由于其他与立法者轻而易举写出的、法官一直适用的刑罚根本不同的原因的共同作用而增加和减少。菲利列举了欧洲历史上罗马帝国以酷刑扼杀基督教和法国以肉刑铲除魔法和巫术的例子,基督教作为一种思想和信念就像蒸汽一样,越压越增加膨胀的力量,最终不断壮大,与天主教分庭抗礼。而魔法和巫术也未被中世纪最残酷的割掉鼻子、舌头、嘴唇等肉刑铲除,却被教育普及一扫而光。[ 同上书,第72页。]
菲利认为,在特定时期,一个国家还可能存在犯罪的超饱和现象。“我们发现,在化学中除正常饱和之外,增加液体的温度会导致一种异常的超饱和状态。[就像化学中的物质饱和能力的大小,与外界条件如温度、压强、溶剂种类等有关。大部分固体随温度升高溶解度增大,如硝酸钾。]在犯罪社会学中也是如此,除了正常饱和之外,由于社会环境的异常,我们有时也发现一种犯罪的超饱和状态。”
他还详细分析了法国在19世纪中叶发生的包庇犯罪和盗窃粮食罪的情况,以证明犯罪超饱和状态的存在。[在1850~1853年3年间,法国发生了239起包庇犯罪,而在1826~1887年这40年中,平均每年才发生10多起;在1847年的饥荒年间,法国1年发生了42起盗窃粮食案,而在正常年景的50年里,也只不过发生75起。然而,在粮食昂贵或冬季严寒的年代中,许多人为了在监狱里维持生计而犯偷窃或其他轻微罪行,其他类侵犯财产罪却在饥荒年间有所下降,因此成为犯罪统计学上的一个悖论。]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菲利提出“犯罪饱和法则”的意图是继续前面对刑罚万能论的批驳,在简述这一法则之后,紧接着就指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犯罪在自然领域受个人的生物心理状况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在社会领域受经济、政治、行政和民事法律,都比受刑法典的影响要大得多。”刑罚的执行总是最后的、不可避免的辅助手段。[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141页。]
在这一章的第2节,菲利从经济、政治、科学、立法与行政、教育5个领域提出了一些刑罚的替代措施,但都不是系统阐述的,而是列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
在经济领域,自由贸易通过防止饥荒和食品税过高,有效地防止了许多重罪和轻罪,尤其是侵犯财产罪;合理的税收制度不但可以减少欺诈犯罪,还可以减少叛乱罪;政府在饥荒年头或过冷的冬天投资基建工程能够遏制侵犯财产、侵犯人身和妨害公共秩序这3类罪的增长;通过对酒的生产和销售征税或施加其他限制而减少酒的消耗量对侵犯人身罪的预防作用比监禁要大;硬币代替纸币对预防伪造的作用比刑罚要大;调整公职人员的薪酬可以防止由于隐形贫困而导致的贪污受贿;缩短涉及公共安全岗位的工作时间比加大对过失杀人罪的处罚力度能够更有效防止重大责任事故罪;改善住房环境和公共照明设备以及拆除贫民窟可以比劳役有效地防止抢劫、藏匿赃物和猥亵奸污;建立合作互助团体、节约团体、老年保险、病弱人员救济、工伤保险、大众储蓄银行、慈善团体等,比刑法典更能预防很大一部分财产犯罪和人身犯罪。
在政治领域,对于防止暗杀、叛乱、谋反和内乱等政治犯罪,警察残暴地镇压和预防远不及协调政府和民族的愿望有效;对所谓的出版犯罪,除了言论自由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减少对政治制度的攻击和触犯;改革选举制度使其适应本国的情况是防止选举犯罪的唯一措施;通过改革政治制度和议会,赋予人民更直接的管理公共事务包括公民投票在内的权利,使议会摆脱一些导致其滥用权力的机会和形式,比刑法典更能有效预防许多政治犯罪和社会犯罪;打消政治均衡和官僚集中这样一些愚蠢念头,使法律适应不同地区的特点,大量由于不能满足的需求和对一个国家各个地区在气候、种族、传统、语言、习惯和利益等方面都不同的忽视而引起的犯罪,多数都将消失。
在科学领域,蒸汽机用于轮船使中世纪的酷刑不能消除的海盗犯罪大大减少;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播有效防止了堕胎和弑婴的发生;解剖学和毒物学的发展减少了投毒犯罪的数量;文书鉴别方法的更新减少了伪造文书犯罪;女医生的出现减少了医生对病人的风化犯罪;清楚简便的记账方式防止了许多在旧的复杂记账法下产生的贪污和欺诈;支票的使用比刑罚对盗窃现金的作用要大;保险箱、门窗加固和警铃对预防入室盗窃有很大作用;报警设施和门窗内锁对客运火车上发生的谋杀比刑罚有效。
在立法和行政领域,明智的遗嘱立法可以防止因亲属急于继承遗产而产生的谋杀;通过规定公司董事民事责任、破产程序、股东注册、破产者清偿债务和工业汇票及其他汇票的商法,能够比劳役更有效地防止欺诈性破产;建立荣誉法院可以有效防止决斗;制定好的转让制度能够防止伪造和诈骗罪;建立人口登记制度几乎使买卖和遗弃儿童罪绝迹;在人口登记簿中增加婚姻状况一栏并要求申请婚姻登记时出示相关证明可以防止重婚罪;对囚犯实施援助可以防止他们再犯。
在教育领域,通过读书可以传播法律知识,对于降低部分偶犯的缺乏遇见程度和使诈骗更加困难从而减少犯罪;消除一些粗俗和黄色的娱乐场所,并建立健康的娱乐和运动场所对预防犯罪是有益的;禁止放映残忍的暴力影视镜头和查禁赌场也是替代刑罚的好方法;通过向学生传授更多在实际生活中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在减少失业者数量的同时,还可以使受教育者更好地适应生存竞争;通过对青年人进行生理教育可以防止退化,对遗弃儿童进行收养教育可以防止道德败坏;通过限制在抽象的出版自由观念之下专门描写犯罪的出版物,能够消除一大类刺激犯罪产生的因素。
在本章的最后,菲利以堤坝与激流之间的关系比喻刑罚与犯罪之间的关系,犯罪是被刑罚之堤围堵在中间的激流,并断言刑罚之堤不能保护文明社会免遭犯罪激流淹没,各个国家在与犯罪做斗争的痛苦经历中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遵循流体静力学和动力学规律,通过用木材建造河床附近的堤坝,并沿河的航向和河口适当围起来或开凿通道,能够有效地防止被河水淹没。他据此得出本章的结论,为了保护我们免遭犯罪侵害,最好是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学规律,运用比所有镇压措施都更有效的社会替代措施。
第3章的题目是《实际的改革》,菲利在这一章提出了5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他的叙事方式与在前一章中对刑罚的替代措施一样,在讨论中逐一例举,而非系统地阐述和分析。
在第1节《犯罪社会学与刑事立法》中,菲利认为古典学派基于个人主义而建立的许多刑事法律原则不尽合理,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权利。同时,忽视犯罪人的人格特征。他提出两个改革刑事司法程序的原理:(1)同等地承认应受审判的犯人和审判他的社会的权利和保障;(2)合法判决的目的不是确定犯人的不可确定的道义责任,也不是将刑法典中的条文非个别化地适用于某一犯罪行为,而是将最适合于犯罪人的法律按照犯罪人所表现出来的或多或少的生理和心理的反社会性加以适用。[同上书, 第119页。]
关于具体的改革,他提到了以下几项。
一是不能机械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应当恢复“案情不清”或“证据不足”裁决。菲利承认,根据“遇有疑义时应有利于被告”这样一个普遍规则建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应当遵守的。但是,“当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确凿时,例如在现行犯案件中或在被审判中有其他因素证实的自首案件中,鉴于有绝对事实存在,无罪推定原则似乎应当停止适用。而且,尤其是在我们处理惯犯时更应如此。”
另外,在上诉审中也不应当适用无罪推定原则。因为“事实已经推翻这一推定,初审已经定罪之后再坚持这一原则是不可理解的。”从理论上讲,机械适用无罪推定原则也有违社会公正。“公正的定罪和公正的宣告无罪构成判决的公正。如果个人有权主张他不应当因为法官的错误或愚昧无知而被定罪,那么社会也有权要求那些同样因为法官的错误或愚昧无知而被宣告无罪的人不能享有自由。”
据此,他提出恢复在罗马时代适用的以“案情不清”形式所承认的“证据不足”的裁决作为“无罪”和“有罪”裁决的中间形式。他认为,“每一个受审的人,如果其无罪已被证实,都有权要求宣告无罪。不过,如果证据不足,他惟一的权利是不被定罪,因为他的有罪尚未被证实。但是,当嫌疑还存在的时候,社会并没有义务宣告他绝对无罪。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证据不足’的裁决是唯一合乎逻辑的公正裁决。这样一个裁决的存在能够使被宣告无罪的人解脱怀疑。另一方面,由于证明无罪和证据不足的裁决效力相同,还能避免法官和陪审团在证据不足时不宣告无罪而宣告有罪但处以轻刑的折衷倾向。”[ 同上书,119-121页。]
二是确立公诉人要求再审的权力,对抗上诉不加刑规则。菲利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只允许二审在纠正一审判决时减轻而不能加重被告的刑罚,鼓励被告滥用上诉权,拖延诉讼程序。而对于量刑过轻,特别是宣告无罪的被告,公诉人不能要求再审。因此,即使被告人因伪证、伪造文书、法官的舞弊或者其他犯罪行为而被无罪开释,他依然平静地享受自吹自擂之乐,而且甚至会夸耀自己参与其中,也丝毫不担心会再被审判。基于实证派一贯主张的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应当均衡的原则,公诉人应当具有提请再审的权力。[ 同上书,121-122页。]
三是扩大公民起诉的范围,保证最大限度实现对犯罪的追诉。菲利指出,公民提起的诉讼包括两类:一类是受害者提起的诉讼,一般称之为自诉;另外一类是由非受害者提起的诉讼。对于第一类公民提起的诉讼,各国都允许受害者自诉,但是在许多方面需要修改。法律一般只根据犯罪的违法程度和危害程度来确定是否属于自诉案件,应当根据罪犯异常与否来确定起诉的权利,因为防止天生犯罪人或精神病人所犯的轻罪比防止偶犯或情感犯所犯的重罪对社会更有利。而且,规定某些犯罪必须由私人起诉会导致受害者滥用权利或与罪犯达成不道德交易。因此,应当扩大自诉罪的范围,形成补充性刑事诉讼制度,保证受害者起诉权的实现。
因为菲利分析发现,意大利、法国检察官立案而未起诉的案件在10年和50年中分别增加了一倍。德国、奥地利、法国、匈牙利、比利时都实行或引进了这一制度。对于第二类公民起诉,菲利称之为“普通刑事诉讼”,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规定,把这种诉讼引进刑事诉讼程序中来,有利于合理而恰当地调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 同上书,124-127页。]
四是由政府监督实施,保障对受害者的赔偿严格兑现。菲利从司法实践中发现,对受害者的赔偿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几乎总是不能实现,因此他主张应当把赔偿作为一种更严格的责任,就像对待法院判处的刑罚一样,由政府监督被告人履行,而不能变为受害者与被告人之间的私事。
与此相应,对于一些只能判处几天或几周短期监禁的盗窃之类轻微犯罪以赔偿损失来代替监禁判决。同时,国家也应当利用罚金和罪犯监狱劳动收益设立专项资金,对由于司法错误所致冤案当事人予以赔偿。国家赔偿不仅着眼于被无辜定罪的被告人,同时要考虑到仅被错误起诉的被告人。[ 同上书,122-130.]
在第2节《犯罪与罪犯》中,菲利提出的改革其实是针对法庭审判等相关刑事司法环节的。首先,他依据实证派的核心理论,认为刑罚是社会的一种防卫权力,而不是对犯罪的报应。因此,刑事审判不应该是确定罪犯的道义责任,然后进行精密的可罚性计算,而是先证明被告人是犯罪人,而后证明他属于哪一种罪犯,是天生犯罪人,还是精神病犯、惯犯、偶犯或情感犯,最后证明其通过生理和心理特征所表现出的反社会的堕落程度及其对社会的重新适应程度。菲利进一步指出,犯罪是刑法的对象,但不应是法官的全部注意力之所在,而仅仅是诉讼程序的基础和表明罪犯的退化程度和重新适应性等特征的一种症状,罪犯本身才是刑事审判的真正的、活生生的对象。
其次,菲利把刑事审判分为3个阶段:(由警察和预审法官)搜集证据、(由控方和辩方)辩驳证据和(由法官和陪审员)确认证据。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运用犯罪人类学知识,如通过纹身、人体测量状况、容貌、生理和心理状况、感觉记录、反应程度、血管收缩反应情况、视力、统计资料等相关因素来查证犯罪。因此,除了对警察和法官进行相关培训之外,每个法庭都应当设置一个或几个专家作为鉴定人。
在法庭辩论阶段,应当由法定官员依照规则公开辩论,因而要设立“穷人辩护士”之类的国家官员,享有与检察官同样的权利,取代无效的法定辩护制度。辩论应当围绕罪犯的个人情况、主要犯罪动机、他所属的人类学类型、根据其生理和心理特征应当采取的最好的社会防卫形式等要点进行。
在确认证据的第三阶段,由于刑事审判具有对被告人及其行为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综合调查的性质,因此法官应当具有一定科学知识,而不能仅仅凭常识判案。据此,菲利支持加罗法洛坚持民事和刑事法官应当完全分开的主张,刑事法官需要对人类学、统计学和犯罪社会学比对无助于刑事审判的罗马法和法律史等知识更精通。
在审判中,刑事法官应当在科学的和实证的审判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了培养精于刑事审判的法官,对大学的法学教育应当改革,开设社会学、人类学和临床犯罪学课程。还应当为警察和监狱官员建立专门的学校,向他们传授犯罪生物学和犯罪心理学知识。考虑到法官的品性和专业水平对于刑事审判的重要性,应当提高法官的待遇,因为低薪只能吸引那些不能通过自己开业做律师挣更多钱的人。[ 同上书,第131-140页。]
在第3节《陪审团》中,菲利呼吁改革陪审团制度,取消陪审团对普通刑事犯罪的审理。对于为什么这样改革,菲利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出了理由。
首先,陪审团是根植于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传统下产生并根植于英格兰的一项制度,法国大革命后在人民至高无上的激情之下引入大陆法系国家。但是,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引进之后,这一制度一直水土不服,因为它不适合成文法国家的种族、风俗、习惯以及自然和社会环境。
菲利甚至用自然进化法则来说明陪审团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囧途。“自然进化法则证明,植物和动物有机体的变化,如果不是有机体内力与外部环境缓慢并逐渐作用的结果,没有任何一种是有益的和持久的。”“关于器官变化的说法也适用于社会机构。根据这一点来认真研究陪审团时,我们发现它完全是由立法者大笔一挥就被移植到大陆国家司法制度中的,尽管它与大陆国家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着像与英格兰法律制度之间那种长期的、自然的和有机的联系。陪审团甚至于从那些它以前曾经存在过的大陆国家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在种族特征和社会体制中找到适合于它生存的环境。”
然后,菲利从社会分工专业化的角度,针对陪审团制度设立的依据一一进行了驳斥。陪审团似乎在政治层面上体现了人民主权的理念,因为它承认法律权不仅来源于人民,而且还应当由人民直接行使。但是,各国立法对陪审团名单和职能的限制实际上将所谓人民通过陪审团对法律权的行使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我们很难明白,人们随便选举的12个陪审官为什么就能够真正代表实际上常常反对他们的裁决的民众的意识。”
陪审团制度似乎是防止公民的政治权利遭受政府滥用权力之侵害的保证。如果没有陪审团,当少数法官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所控制时,很容易出现政府滥用权力的情况。
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历史上,意大利北部被拿破仑占领时在1815年取消了陪审团;波旁王朝于1820年在那不勒斯取消过陪审团;奥地利占领伦巴第时,也于1849年取消了陪审团。在当时的沙皇俄国,只允许陪审团参加对一般犯罪的审理,而不允许它参与对政治犯罪的审理。]当人民的自由权在国家政治体制中获得有效保证的时候,陪审团就是一种形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当政府专制,人民的自由没有保证,法官胆小怕事时,陪审团也无济于事,政府甚至根本就不设立或者取消陪审团。此外,“即使陪审团有时能够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但它自身却常常不能摆脱自己的感情或几乎所有陪审团都属于其中一员的当代基层社会中产阶级的影响。”
陪审团制度似乎是一种肯定公民平等意识的方式,因为每一个公民明天都可能成为与他地位相同者的法官。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因为陪审团的原则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
陪审团制度似乎可以成为一种用实际的法律知识进行教育的手段。但是,由于陪审官了解犯罪的细节,而且知晓法庭定罪方面的弱点,陪审官也可能受到犯罪的传染。
在驳斥设立陪审团的依据之后,菲利提出了废除陪审团的理由,一方面是陪审团制度破坏了最基本的“劳动分工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职能差异的规律”。菲利提出,“集体和个人生活的一个共同准则”是“社会职能应当尽可能选择最有才智的人来行使”。“因为刑事审判是一个确定证据和检验客观和主观事实的过程,所以单凭道德观念还不够,每一次的审判还必须运用才智。”另一方面,菲利还指出陪审团具有容易感情用事以及过分同情被告人等弱点。
因而,“实证学派的唯一结论是,保留陪审团参与审理政治犯罪和违反社会秩序的犯罪,但应当在完成保证法官独立和权力的改革之后,马上取消陪审团对一般犯罪的审理。”[ (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7年珍藏版·纪念版,第141-158页。]
第4节的标题虽然是《现行监狱制度的失败》,但是菲利将笔墨主要用在量刑改革上了。他坚持刑罚应当是社会基于防卫需要而对犯罪做出的反应这一实证派的基本主张,量刑应当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古典派主张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因而刑罚要与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和情节相适应,与罪犯的道义责任相当,与时代同步不断进步文明。
菲利认为,古典派基于罪犯的道义责任可以测量的假设和罪犯一般都可以改过的幻想而建立起来的刑罚制度,绝对不能保护社会免遭犯罪的侵害。[ 同上书,第158页。]刑罚既然是社会对犯罪的一种防卫措施,就需要与罪犯的类型和特征相适应,“根据实际情况(违法及其造成的损害)和罪犯的个人情况(罪犯的人类学类型),视其是否被认为可以回归社会,确定是否有必要将其永久、长期或短期地隔离,或者是否强制他严格赔偿其所造成的损失就足够了。”[ 同上书,第164页。]“进一步说,如果法学家同意当罪犯具有改过的迹象时允许他在服完判决确定的监禁期限之前附条件地享有自由,那么纯抽象逻辑的自然结果便是对那些并不改过反而具有很大危险的罪犯延长监禁期限。”[ 同上书,第165页。]
与不定期刑的执行相适应,应当建立专门的行刑监督委员会来调查罪犯的成长经历和服刑表现,确定他们对社会的适应程度,决定他们释放的日期。这样,一方面保护社会免遭轻率释放的最危险罪犯的威胁,另一方面也保护危险交小的罪犯免遭过分和不必要的监禁的危害。这个委员会应当由行政管理人员、犯罪人类学家、治安法官、检察官和被告方代表组成。对罪犯的附条件释放也应当由这个委员会决定。
对犯罪受害者的赔偿被菲利视为实证派社会防御犯罪体系的第二个基本原则。赔偿的改革可以从3个方面考虑:(1)作为罪犯对受害者应尽的责任;(2)作为对犯了轻罪的偶犯应处监禁的替代措施;(3)作为国家为受害者同时也为社会防卫应尽的一种职能。
菲利特别强调,对受害者的赔偿不能仅仅被当作被告人的一项民事责任,而是一项刑事责任。追偿的途径不应与刑事追责分开,即使由于受害者不了解或害怕受到报复而没有提起诉讼请求,也应当强制检察官要求被告人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对轻微的偶犯,可以用赔偿代替短期监禁。如果罪犯没有赔偿能力,可以要求罪犯以提供劳动来代替或者将来从罪犯在监狱劳动的报酬中扣除,也可以从国家的罚金收入中先行支付,再由罪犯偿还,还可以确定罪犯继承人履行赔偿责任。菲利对罪犯的刑事赔偿非常强调,在前面已有所涉及。
对于监狱改革,菲利着墨不多,不过也简述了不少主张。他认为行刑应当与罪犯所属的人类学类型相适应,但是在美国监狱中兴起的所谓行刑个别化是不切实际的。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了两点:一是隔离不能成为懒惰罪犯群体的避难所,而是一种剥夺。已决犯监狱不应很舒适,以免引起诚实的人和住在农舍中耕田的贫苦农民或住在阁楼中憔悴的工人的嫉妒;二是所有监禁的罪犯,只要身体条件允许,都必须强制劳动,但是应当限制在与自由劳动竞争不太激烈的行业。他们可以获得与自由劳动者同样的报酬,不过要向国家支付食宿衣物费用,余下的报酬用于赔偿受害者。
他强调,对于任何在世上生存的人来说,工作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任何人,不能只要犯罪,国家就认为有义务给他最好的照顾,保证他住宿舒服,食品丰盛,劳动轻微。在节尾,他称很想将“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在全世界都适用的格言刻在监狱的大门上。[ 同上书,第178-180页。]
本章的第5节《建立犯罪精神病院》是全书的最后一节。在这一节,菲利首先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建立专门犯罪精神病院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精神病人能否作为犯罪人是推崇个人权利的古典派与追求社会防卫的实证派之间的重大分歧之一。古典派认为精神病人因为没有意志自由,从道义责任论出发,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的严重行为不应当认定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因而不存在精神病犯。
菲利认为,在古典派这个二难推理中存在着一个谬误,就是“有些人同时是有精神病的和犯罪的。”“在这种中间情况下,其逻辑结果也不能排除特别精神病院,那么具有犯罪倾向的犯罪精神病人就应当进入专门为他们这类精神病人准备的精神病院。”从当时欧洲国家的情况看,英格兰、荷兰、丹麦、西班牙和俄国都建立了犯罪精神病院,司法机关决定精神病犯是由普通精神病院还是犯罪精神病院收押或收容。法国、德国、比利时、葡萄牙、瑞典、克罗地亚、奥匈帝国等对因精神病被宣告无罪的行为人由行政当局进行更正规和更有效的管理。
对于犯罪精神病院收押的对象,菲利认为应当包括4类:(1)由于精神病而被宣告无罪的人或在初审中判处一定期限隔离的罪犯;(2)在服刑期间患精神病的罪犯;(3)在普通精神病院犯了罪的人;(4)经过审判怀疑有精神病而被置于专门的监房中进行弱智观察的人。[ 同上书,第185页。]
针对这4类对象,应当建立两类犯罪精神病院:一类收容那些犯了杀人、放火、强奸等严重和危险罪行的精神病犯:另一类收容那些犯了简单盗窃、暴力威胁和有伤风化等轻罪的精神病犯。对后者的隔离期限应当比前者短。
然后,菲利深入阐述对不同犯罪人因人施策的主张。菲利认为,“刑罚不应当是对罪犯的报应,而应当是社会用以防卫罪犯威胁的手段。”由于刑罚的目的不是报应而是社会防卫,因此刑法的对象是罪犯而不是犯罪。根据社会防卫的需要,对不同罪犯施以不同的对策。
对严重犯罪天生犯罪人、精神病犯罪人和习惯性犯罪人实行不定期隔离,应当关押他们直到能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为止。如上所述,其中精神病犯应当在专门的犯罪精神病院中隔离。菲利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根据社会存在的需要做出限制,不定期隔离和终身隔离不抵触这一原则。应当建立附条件释放制度,与不定期隔离相配套,但对于犯了重罪的精神病犯和天生犯罪人不适用。实行附条件释放制度,应当如前所述,在程序上设立对被隔离人的监护机构,如定期改变判决的永久性委员会如行刑监督委员会。
对偶犯中的轻微犯用赔偿损失来代替短期监禁刑,因为一方面行为人主观上有可宽宥的理由,另一方面监狱内的交叉感染会使行为人的恶性比入狱前更大。“对这种行为的实施者来说,严格的赔偿比荒唐地判处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监禁是一项更有效,同时能够减轻行为人退化和危险程度的法律惩罚。”当然,如前所述,“国家应当对被害人的权利负责,并且使被害人的权利及时得到满足。” 
[“即使被害人从未提起诉讼,检察官也应当代表官方要求并强制执行赔偿;法官在每一份刑事判决中都要确定损失;及时扣押和索取罪犯的财物以避免他假装没有赔偿能力;从有偿付能力的被告的薪金或工资中扣除全部或部分金额;对无力支付者实行强迫劳动;从罪犯在监狱中劳动所得的报酬中提出一定比例来赔偿被害者;将是否已经赔偿全部或大部损失作为赦免和附条件释放的一个必要条件;建立罚金国库以便预付赔偿金给被害人家庭;确定罪犯继承人具有赔偿责任等。]
另外,菲利在这一节还表明了其反对死刑的观点。菲利主张废除死刑的理由与古典派有所不同。古典派主张废除死刑主要基于法理、逻辑和威慑效果,甚至认为国家没有权力处死公民。而菲利赞同废除死刑主要是认为死刑对于犯罪的威慑效果与其他严重刑罚没有多大差异。
首先,菲利声称,“依我看,死刑是自然的产物,而且在宇宙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起作用。它不违背正义,因为当另一个人的死绝对必要时,死刑就是合法的,就像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进行合法的正当防卫都是合法的一样。”[ 同上书,第187页。]
而后,菲利又提出:“另一方面,承认死刑作为一种例外的极端措施并不等于承认它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是必需的。现在,在正常情况下,社会无疑可以用终身隔离或流放而不用死刑来保护自己。”[ 同上书,第188页。]
对于死刑的威慑效果,菲利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否定。在微观层面,菲利认为,“每一个犯罪的人,不是在犯罪时没有想到其他任何事情而只为突然的情感所左右,就是冷静地、有预谋地实施犯罪,而且他决定实施犯罪与否绝对不是权衡死刑与终身监禁之间的含糊区别,而是完全基于一种不受惩罚的愿望。这种情况在那些主要心理特征是过分缺乏预见和缺乏道德感的天生犯罪人中尤其多见。”[ 同上。]
在宏观层面,菲利指出,“统计资料实际上已经表明,严重罪行的周期性变化与判决和执行死刑的数量无关,因为它是由完全不同的原因决定的。”[ 同上书,第189页。]菲利在书中以大量篇幅引用和分析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执行死刑的数据与严重犯罪之间的关系后,认为“死刑是一种简单的万灵药,远远不能解决像严重犯罪这样复杂的问题。”[ 同上。]
死刑实际上没有我们常人想象的那种威慑效果,如果严肃地对待它,并且要取得它能够实现的效果,就必须大规模地适用它。但他“无疑没有勇气恢复中世纪消除罪犯的方式,因此仍然是一个诚服的死刑废除论者,尤其是在意大利这样一个人为的和表面的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死刑的国家里。”[ 同上书,第192页。]
对于实施了严重犯罪的天生犯罪人,菲利主张用终身流放和不定隔离来代替死刑进行惩罚和淘汰,并用很多笔墨进行了充分论证,还特别将流放的境况与诚实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工作的恶劣环境进行了对比,批评古典派从要求废除死刑过渡到要求废除终身监禁时,就是完全不考虑社会的利益。
最后,菲利以20页的篇幅对终身或不定期监禁的模式进行深入的论述。
对于从美国传入欧洲并已拥趸众多的单独监禁,菲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指出,单独监禁对罪犯的身心有害,由于单身牢房内空气不够流通、罪犯运动不足和手淫等问题会导致癫狂和肺结核;而监狱当局为了避免这些疾病,会建造非常舒适的单身牢房,造成财政的巨大耗费,同时酿成对诚实的工人和农民的不公平,这些贫苦的工人和农民在收养院、平民院、城市阁楼、乡村茅舍和一些临建陋室里遭受的痛苦与罪犯在单身牢房中享受的舒适形成了令人痛心的对比;单独监禁还抹煞或削弱罪犯残存的社会意识,单独监禁状态下的罪犯从事小型加工业生产对自由手工业者构成不正当竞争,挤垮监狱周边的同类行业;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的罪犯对单独监禁的承受力大不相同,如意大利南方的民族适应了自由空气和阳光,比其他地区的人更不适应单独监禁;最为重要的是,单独监禁对于改造犯人起不到任何作用,罪犯在走路时或者通过在借阅或租阅的书上留言、敲打狱墙、在经过的沙土上写字或者像已经发现的通过下水道当作传话等等,致使隔离的目的不能实现,而且若促使罪犯犯罪的社会环境不改善,他们一离开监狱再回到原来的环境之中,还会重新犯罪。[ 同上书,第202~205页。]
菲利认为,比较理想的监禁方式是夜间隔离,白天劳动,这样牢房可以简便,节省资金,而且空气、阳光、运动和户外劳动是罪犯在监狱能够获取的唯一的身体和道德消毒剂。对未成年犯不能监禁,可以将其寄养在诚实的农民家中。对于成年犯,按照罪犯的类型和种类(天生犯罪人、惯犯和偶犯)及犯罪的严重程度,将其流放到不益健康或有益健康的流放地。对于成年偶犯,不再坚持弊端众多的短期监禁,在严格履行赔偿责任的基础上适用限制住所、担保、警告、非监禁强制劳动、附条件中止判决或处罚和附条件释放等替代措施。[ 同上书,第208~284页。]
(编辑:王怡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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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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