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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案沉思》——年度中国广受关注刑事案件点评系列丛书出版

2020/6/13



编辑推荐
本书回顾2018年度备受关注的九起刑事案件,对案件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研究,阐释案件的法治和社会意义,昭显我国刑事法制前进的足迹。
以案件为镜鉴,照亮人心与法治之路。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2018年国内广受关注的九起刑事案件并加以解析,包括昆山反杀案,穆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物美张文中案,深圳鹦鹉案等。这些案件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充分说明2018年度刑事法制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刑事法制进步的重要节点。通过对这些刑事案件进行综合分析,可以阐释其背后所蕴含的法治意义,从而彰显我国刑事法制的进步,对公众了解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作者简介
时延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特聘研究员,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国内有影响的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刘计划,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国内有影响的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80余篇。

目录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昆山反杀案 / 1
 扫黑除恶,保护民生——穆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 / 30
企业家产权保障的里程碑——物美张文中案 / 55
疫苗之殇——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 82
“爱宠生意”的罪与罚——深圳鹦鹉案 / 102
二十八年的蒙冤岁月——吉林刘忠林案 / 128
错案必究——安徽涡阳“五周”案 / 150
四颗毒奶糖改变的人生——李锦莲案 / 173
正义终将实现——吉林金哲宏被控故意杀人重审无罪案 / 197
 
前言
“跨越时代”的刑事法制(代序)
 一
2018年,是我国重建法制40周年。毫无疑问,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是辉煌夺目的,可以说,我国法制建设成就并不逊色于经济建设成就。有些研究者会以欧美国家的理论来说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或者落差。然而,如果我们进行刑事法制“实效”的比较,我们的刑事法制并非如有些研究者所渲染的那样千疮百孔:首先,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处于安全稳定状态,刑事法制对其中贡献良多。试想,如果刑事法制出现严重问题,公众对刑事法制、对秩序和公正的维护丧失信心,那么,社会必然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其次,我国刑事法制总体上符合我国社会治理需要,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针对不断变化的犯罪态势,我国刑事法制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制度供给,尤其是这些年针对网络犯罪、金融犯罪、环境犯罪,都能够给予迅速关注,并有效遏制这类新型刑事案件的蔓延态势。再次,我国刑事法制始终处于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之中,能够及时发现刑事法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完善制度和机制予以解决,尤其是最近几年我国刑事法制对错误个案的纠正,凸显了刑事法制自我纠偏的功能日益完善。
从2018年最受关注的刑事案件中,同样能看到当前刑事法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刑事法制面临新问题予以应对的策略和方式。毫无疑问,当前刑事法制面临的问题,与40年前所面临的问题全然不同,而应对犯罪的政策、路径和具体措施也发生巨大改变。例如,40年前刑事法制更多地强调打击犯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权利保障关注不够,如今则更多强调惩治犯罪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平衡;40年前刑事法制带有明显的专政色彩,如今刑事法制则更多地被看作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由之路。刑事法制经过40年的演进,不仅为我国长治久安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证,更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刑事领域法治和人权的观念,刑事法制已经被创建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和机制。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刑事法制仍需要不断自我完善和调整。从一定程度上说,公众对刑事法制“供给”的需要会不断提升,提出新的要求、新的期待。衡量刑事法制是否在进步,首先要看是否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治理需要,如果符合这一需要并提供了较好的制度供给,那么刑事法制就是健康的,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同时,更要看人民对刑事法制运行状况的满意程度:一方面是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另一方面是对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满意度。毫无疑问,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是良好的,如果在全球有个“社会治安排行榜”的话,中国肯定会名列前茅。社会治安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当然,在建设良好的社会治安的同时,如何维护公民的个人权利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维护,就要从个案进行观察,并将其作为制度和机制完善的事实参考。

本书收录的九个刑事案件,就是我国刑事法制在2018年留下的印迹。这些案件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除了传媒尤其自媒体在传播信息中发挥重大影响外,更主要的是,这些案件及其处理反映了公众对刑事法制及其运作的关切。
“昆山反杀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就是防卫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不过,这个案件之所以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由来已久的一个疑惑:要不要向社会欺凌行为低头?确实,有段时间里,司法机关对正当防卫的适用采取了过于谨慎的态度,进而导致将一些正当防卫行为作为防卫过当处理。“昆山反杀案”促使司法机关再次重新审视正当防卫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这促使司法工作人员思考:司法应当有助于大力弘扬社会正气。
“扫黑除恶”是近两年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关键词”。黑恶势力是整个社会的“毒瘤”,因而相应的刑事政策就是除恶务尽。穆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扫黑除恶”工作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法律性,两者不可偏废,而打击黑恶势力是一项长期工作,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处理这类刑事案件。
对“物美张文中案”的纠正,凸显了保护民营经济的刑事政策导向。我国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确实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缺少明确的法律规范,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处理涉及民营企业的案件中,在适用法律、把握政策方面出现一定的偏差。如果将民营企业的不规范行为认定为犯罪,就会对民营经济形成不当干涉,对民营企业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和此前的疫苗事件一样,都是人祸。疫苗关乎民生,因而生产企业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起事件的爆出再次提示监管部门,对涉及重大民生问题的企业要加强监管,而这类企业更要加强企业内部的合规建设,确保这类事件不再发生。
“深圳鹦鹉案”所反映出的问题主要是,公安司法机关如何应对法定犯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法定犯案件越来越成为刑事司法关注的重点。对于法定犯的处理要区别于传统的刑事犯,在定罪量刑方面要充分考虑法定犯的特点,在刑事处罚方面应有更多的创新,不宜一味地强调“从重处罚”。
判断刑事法制是否完善,看它是否有良好的纠错功能,这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具体而言,是否有发现错案的机制,是否有解决错案的程序,是否有妥当的善后机制,都是判断刑事法制是否完善的考量要素。2018年,一些错案得以纠正,可以看出我国刑事法制在纠偏机制方面已经日趋完善。刑事司法中出现错案的几率,虽然可以通过完善刑事程序和证据法律予以控制,但不可能完全解决错案的发生,关键是有错如何改正的问题。2018年,“吉林刘忠林案”“安徽涡阳‘五周’案”“李锦莲案”“吉林金哲宏被控故意杀人重审无罪案”,都得到了纠正。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正经历一个“跨越的年代”,无论是从交往模式还是从社会治理方面,正在经历一个飞快的跨越过程。40年前,远距离的通信方式主要靠电报、长途电话和邮件,大多数人是通过写信给家人报平安、向情人表达爱慕、与合作伙伴洽谈业务,等等。20年前,一些人已经开始使用BP机、手机,通信速度提升很多。而今天,几乎没人再通过写信的方式来传递信息,邮件主要用来从事公务活动。人们正在迎接“5G”时代的到来,“6G”时代似乎也只是二三年的事。社会控制方式的改变也是如此。10年前,街头“戴红袖箍”的人对维护治安还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如今他们虽未“退场”,但更多的是发挥现场监督作用。遍布街头巷尾的高清摄像头,基本上对公共场所的边边角角形成监控。对于街头刑事案件侦破工作来说,监控视频正在成为主要的证据类型。“人脸识别”“大数据分析”以及人工智能在社会控制当中的运用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这种变化是巨大的。对中国而言,过去40年从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社会快速向工业化社会转变,流动人口、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随之出现,相应的犯罪问题接踵而至;过去20年,中国社会又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跨越,其中伴随着继续的工业化过程,信息安全、经济的虚拟化问题等快速占领人们的视域,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信息(数据)犯罪又快速成为刑事法制的焦点。这种快速的变化,用“转型”一词已经不太适宜,因为这已经不是从既有模式向已知模式转换,我们现在经历的变化完全是在向一个未知的社会状态跨越,前面究竟是一马平川,还是间有沟壑阻障,其实都是不清楚的。而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过着丰衣足食但却内心不安的生活,因为未知的因素太多了。
刑事法制的调整在这个“跨越时代”必然是剧烈的。制度的变迁绝不可能像科技变化那么快,但社会发展似乎已经等不及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完善了。社会自组织力量在网络时代正在增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趋势提供可能。当刑事法制仍密切关注街头犯罪和摄像头所及的世界时,互联网“黑灰产业”正在大肆泛滥,一些科技“精英”正在做着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们所不了解的事情,甚至被害人都不知道他们的权益正在受到损害。刑事法制对科技发展潜在的风险缺乏了解,因而需要引起整个司法体系的关注。安全问题始终是我们刑事法制话语中的关键词,但如何理解、描述和维护“跨越时代”的安全,都成为新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如何提出正确的问题已经变得十分复杂、十分困难。在研究者们还在讨论工业社会的刑法问题时,犯罪的组织形式、实施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我们无法正确或准确地提出问题时,我们也就无法有效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克服这种对“跨越时代”的悲观态度,以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拥抱未来。然而,刑事法制研究者们似乎天然地就具有这种情绪,因为只有将坏的情形想到了,才能确保好的情形出现。刑事法制永远都是社会前进的默默守护者,它会看到人心的险恶、疯狂、卑微、懦弱,也试图拯救那些沦落社会谷底的人们,它总是希望消灭社会上的脓疮,却也深知社会的癣疖是永远削割不完的。

这本书仍是在编辑的催促中完成的。如果说一本书是个孩子的话,出版社有如医院,编辑肯定就是助产的医生了。我想,无论是编写者,还是编辑,都有共同的想法,就是记录我们正在经历时代的一些事件。当我们回眸时,发现我们竟然既是历史的经历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或者再过40年,一些年轻的学子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发现这本书时,或者在电子图书馆里找到它时,会注意到有些人, 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填补他们的历史记忆。
历史总在翻开新的一页,没有旧的一页,就不会有新的一页。我们总在告别与憧憬中前行,但愿每次重温旧的一页时,我们的心灵会感到安慰,因为我们终究在前进。
一如既往地感谢中国言实出版社有限公司领导、编辑以及为此书的出版付出辛劳的朋友们,感谢所有肯放下手机、翻阅这本小书的人们。
这是年度中国广受关注刑事案件点评系列丛书的第九本书了。
时延安
2019年12月9日

精彩书摘
无论是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定性、还是从老百姓对案件的讨论来看,与昆山反杀案联系最为紧密的,无疑是正当防卫制度。
正当防卫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可以从个人和氏族的自卫行为中看到其雏形与印记,只是当时并没有将这种朴素的正义观正当化、合法化、成文化罢了。时至今日,为了平衡公民的私力救济与国家的公力救济,平衡侵害人利益与防卫人利益,多数国家均对正当防卫的定义、法律效果及其限制进行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32—33条规定:“正当防卫不违法;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正在发生的对自己或他人的非法攻击而必须采取的防御行动。出于混乱、恐惧或惊慌而致超越防御限度,不负刑事责任。”又如法国《刑法典》第122.5条规定:“若本人或他人正经历不正当的攻击,他在此时以必要限度内的防御保护自己或他人,除非防御手段与攻击强度不相适应,否则其不构成犯罪;若为了阻止针对财产的重罪或轻罪而进行除故意谋杀外的防卫行为,而该行为必要且与罪行之严重程度相称,则其不构成犯罪。”
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勾勒正当防卫制度的图谱,我们不妨首先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为什么正当防卫是正当的,即正当防卫因何“正当”。第二,结合我国刑法规定,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是什么,即正当防卫如何“正当”。
(一)正当防卫因何“正当”
为什么正当防卫是正当的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影响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并帮助我们对长期以来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情况加以检视。而纵观中外的不同理论观点,其正当性可以从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去探寻。
在美国,关于正当防卫的正当性存在着不同的理论立场,而他们具体地影响着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一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是个人在来不及寻求公权力救济时代替国家进行惩罚,如此,显然需要强调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间的相当性(类似“罪刑适应原则”);一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是出于公民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威胁”的自卫本能,如此,则显然需要强调防卫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而对相当性的要求则会相应降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的正当性必须从社会的角度予以限制(即“自卫的社会理论”),在注重保护防卫人利益的同时保护侵害人利益,如此便需要强调防卫人不能对侵害行为“反应过度”,“要求受害方忍受财物损失,也不要使用致命暴力反击”。总体来看,前两种理论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色彩,而第三种理论则力图通过“公”的一面,对这种“野心勃勃”的个人主义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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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玉忠

1947年1月生,1982年1月于吉林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到检察机关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1991年5月起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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